《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诸子学术走向合流和总结期的产物,既是先秦诸子学术、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吕氏春秋》产生的时代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大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社会大变革,新旧时代交替,这一系列因素刺激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大繁荣。先秦诸子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是诸子学术的发轫期,这一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各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诸子学术开始产生。战国中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的高潮期,思想家辈出不穷,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图景。战国末期,历史的发展开始进入统一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趋势反映到思想上,诸子学术开始走向合流,出现了以一家为主兼容它家的荀子、韩非,综合各家学术的《吕氏春秋》,他们都为即将统一的国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国方略。第二章主要是对吕不韦的重新评价和《吕氏春秋》具体问题的考证。从吕不韦与《吕氏春秋》的关系和《吕氏春秋》的综合家定位两个方面对《吕氏春秋》做了整体的分析。吕不韦以商人的身份进行政治投机,一跃成为秦相国,在内政、外交、军事、思想诸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为秦的最终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吕不韦出于大一统形势的需要、政治斗争的需要和舆论宣传的需要组织门客编纂《吕氏春秋》。综合分析历来学者对《吕氏春秋》学派属性的研究,加之对《吕氏春秋》的研读,本文认为《吕氏春秋》是融合诸子百家学说自成一派的杂家,更确切的说是综合家,它以如何统一天下,更重要的是如何治理天下的政治举措作为自己的思想主旨,以为即将统一的秦帝国提供一整套的治国方略。第三章主要阐述《吕氏春秋》的“无为”思想是如何吸收、融合、批判、发扬之前诸子各家的思想而形成的。“无为”思想是一些先秦诸子共同提倡的思想主张,在经过了前期的草创后,战国末期,逐渐趋于发展完善。《吕氏春秋》批判的继承了之前诸子的“无为”思想主张,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对“无为”思想作了初步的总结和提升。本文主要分“法天地”思想的新高度、自然的“无为”、治国的“无为”和人生的“无为”四个方面作了具体的阐述。“法天地”思想不再是像老子、《管子》那样简单的提出来而已,“法天地”思想成为了通贯《吕氏春秋》全书的思想脉络,是全书写作的思想宗旨,通过考察天、地、人,更好的了解和把握天地自然、社会发展和人生的规律,构成《吕氏春秋》“无为”思想的体系构架。《吕氏春秋》在自然方面的“无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前人经验而来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二是遵循自然规律而行。《吕氏春秋》在治国“无为”方面主要吸收、改造了之前诸子的君主无为原则、“公天下”思想和禅让制度三个方面,并且从新的高度完善了这些思想主张。《吕氏春秋》在人生的“无为”方面主要吸收、改造了之前诸子的贵生、重己主张和节制情欲主张。第四章主要阐述《吕氏春秋》的德治为主法治为辅思想是如何吸收、融合、批判、发扬之前诸子各家的思想而形成的。《吕氏春秋》认为大一统的国家确立之后,最重要的不是有强大的军队,也不是严酷的刑罚,而是道德的力量,治理天下莫过于以德行义。《吕氏春秋》采纳并且发扬了孔子、孟子的观点,认为统治者实行德治,首先要以身作则立德;然后要实行德政以争取民众归附,在行德的前提下,用仁义治民,用爱利安民,用忠信引导民众,为民众除害造福。《吕氏春秋》在主张以德为主治国的前提下,也没有完全否定法律的作用,吸纳和发扬了前人的观点,从多方面论证了法律作为辅助治国手段的必要性。《吕氏春秋》在吸纳孔子、《黄帝四经》的德主刑辅主张,批判商鞅、慎到的单纯以法治国主张,改造荀子的“隆礼重法”主张,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方略。第五章主要阐述《吕氏春秋》的民本思想、任贤使能主张、社会历史观和义兵主张是如何吸收、融合、批判、发扬之前诸子各家的思想而形成的。民本思想的前提是重视民众,《吕氏春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转变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形成的“弱民”、“贫民”、“辱民”观念,进一步提升荀子的重民思想,阐明了民众对君主和国家的重要性。另外要注重对民众的教化,孔子提出统治者要以身作则教化民众,孟子倡导通过教育进行教化,《吕氏春秋》侧重强调了音乐的教化作用,但只通过音乐一种方式进行教化显然是不够的,应该再加上孔子和孟子的主张,三者相结合才能够更好的对民众进行教化。先秦时期的诸子虽然主张民本思想,重视民众的力量,但毕竟是处在君主制的时代,更多的还是为了加强君主的统治,所以他们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使民众变得简单淳朴,以更好的被统治者驱使利用,这是时代的必然局限,《吕氏春秋》自然也不例外,其中还保留有一定的愚民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贤人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在这争霸的乱世中,各国君主都在努力招揽贤人为自己效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秦大多数诸子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处在统一前夕的《吕氏春秋》为了秦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也是大力提倡任贤使能。君主治国是否应该重视贤能这一问题几乎先秦诸子都有所涉及,在这样的前提和基础上,根据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分析,《吕氏春秋》认为要完成大一统君主就要重视贤能,君主是否用贤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贤能之臣是君主实现王霸之业的凭借。君主要礼待贤士,予以高官厚禄,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关于如何选拔人才,诸子各家都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吕氏春秋》采纳了庄子、荀子等的观点,详细阐述了选拔人才的几个标准,一是“八观六验”,二是“六戚四隐”。老子、庄子主张落后的历史观,认为社会越发展越混乱,主张回到以前的社会状态,违背了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商鞅、韩非主张进步的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并以此推出治国也应因时而变,实行变法。《吕氏春秋》作为为即将统一的秦帝国提供的一套治国纲领,一方面承认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要结束当时的乱世,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但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吕氏春秋》编纂者们社会阶层的局限所在,又希望大一统的国家确立之后能够永远存在,社会历史会沿着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过程往前发展,发挥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面对春秋战国的乱世,诸子各家都提出了对战争的看法。《吕氏春秋》面对战国末期的乱世,提出了义兵主张,主张进行正义战争以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吕氏春秋》反对宋钘、尹文的偃兵主张,认为战争是不可止息的。《吕氏春秋》反对墨家的非攻、救守主张,认为如果出师是正义的,那么不论“攻伐”还是“救守”都是可以的;反之,则“攻伐”和“救守”都不可。《吕氏春秋》的义兵主张,有一定的理想化成分,但毕竟是对秦国传统的武力政策的修正。第六章主要阐述分析吕不韦和《吕氏春秋》在百家合流历史趋势下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吕不韦所处的时代,社会各领域的统一趋势愈发明显;秦国的国势日益强盛,已经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基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吕不韦一方面继续推进秦的统一大业;另一方面也在着力研究大一统帝国确立之后的治国方略,于是组织门客集体编纂了一部融合各家学说的《吕氏春秋》。作为百家合流重要成果的《吕氏春秋》,不仅是先秦思想学术文化的总结之作,也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