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研究课题,是以伪满语言制度与当时东北官话“变异”关系为对象的,从时间段限上看,属于伪满洲国汉语史范畴的,和东北官话的存在形态有直接关系。(一)伪满语言制度与伪满语言政策实施相关联,当然要涉及到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语言使用都是以语言信仰为基础,并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发展的,而语言政策更会导致人们通过一定行为来管理其他人的语言生活和语言实践活动。而在全球范围内,研究语言政策的学者并不少见,但是一些专门从事伪满洲国时期政策研究的学者,多是从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等角度来研究,真正从语言政策角度来研究伪满洲国语言制度的学者并不多见。即便是有人涉及到,也只是在论述伪满洲国教育制度的同时,顺带提及伪满语言政策内容。而将伪满语言政策与东北官话发展变异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成果,至今还很少有人涉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语言学界学术研究一个明显的缺憾。在本文中,首先我们总结了中国东北区沙俄殖民统治时期、清末民初时期、伪满洲国时期以及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四个时期的语言政策和语言制度。在清末民初时期,日本殖民者在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推行了一系列语言政策,这些语言政策其核心为“扬日遏汉”。这种语言政策通常和教育政策相符相成,通过较为强硬的语言政策使得日语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的语言地位大大提升,真切地反映了日本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政策的实质。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者则提出了更强硬的语言政策,主要由关东军军部制订和推行,在在语言战略上实行“重日抑汉”的政策,并且大力推行“满汉区别”这种割裂性的语言策略,且其在实施殖民语言政策的时候具有隐蔽性、强制性等特点。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替代伪满政府进驻东北之后,除了用“去日本化”、“去殖民化”活动消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影响外,其主要在东北实行其一贯的“推行国语”语言政策。在介绍完中国东北地区各个时期的语言政策之后,我们又以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人编中国东北方言教科书为基础研究文献,结合当今学术界承认的国内文献成果以及一些学术研究成果,通过域内文献与域外文献相结合、历史和现时、历时和共时相统一的文献分析方法,对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官话”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用四个方面进行了描写和研究。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官话的标记符号更加多样化;大多数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东北官话教科书具有较为系统的“满洲语”语音系统介绍,这证明当时的东北官话语音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语音体系,或者带有语音体系的雏形;声调成为当时东北官话语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东北官话受到北京官话影响很大,甚至可以称之为带有一定东北地方语音特色的北京官话变种。从词汇角度,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官话词汇类别依然以名词为主,而在日本殖民语言政策的影响下,当时的东北官话词汇形成了“满洲语”词汇体系,并刻意与“支那语”进行区别,同时形成了以北京官话词汇为主,胶辽官话词汇和日文外来词或疑似日语外来词为辅的词汇体系。而在词汇变异方面,相比较于清末民初时期,伪满洲国时期的词类比重变异程度不大;东北官话词汇体系由北京官话加胶辽方言的词汇组成的无体系方言向带有“满洲语”、“协和语”色彩的词汇体系变异;而由于日本殖民语言政策的影响,东北官话词汇向“政治化”变异。从语法角度,在伪满洲国时期,当时东北官话的句法结构以主谓结构为主,其他几种句法结构的数量相差不大,“满洲语”开始形成语法体系,并刻意与“支那语”进行区别,在语法系统中,“满洲语”语法以北京官话语法为主,胶辽官话语法和日文语法为辅,而具有胶辽官话特色的语法又多于日语语法。而在语法变异方面,相比较于清末民初时期,伪满洲国时期的句法结构变异程度不大,东北方言语法体系由北京官话加胶辽方言的语法体系向带有“满洲语”、“协和语”色彩的语法体系变异,而语言政策所造成的东北方言语法体系的变异,并未撼动北京官话语法在东北方言语法体系中的统治地位。从语用角度,在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官话会话具有以下特点:1.伪满时期的东北官话一般来说都简单明了直奔主题;2.十分重视“礼貌原则”;3.不重视艺术性和幽默;4.胶辽官话和北京官话的会话模式依然是东北地区的主要会话模式。而在语用变异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伪满时期东北官话的会话模式受日语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变异,但是总体来说,依然没有偏离胶辽官话和北京官话的会话模式,只是在“态度准则”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日语中大量的敬语的使用情况,同样发生在了当时的东北官话当中,而关于语言的艺术性和幽默感,我们发现虽然民间的会话模式依然喜爱幽默、艺术性的会话模式,但是“伪满洲国”的实际统治者日本人对此并不推崇,所以造成了当时东北官话不重视艺术性和幽默的会话模式。最后,我们总结了中国东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语言政策对东北官话“变异”的影响,发现虽然日本殖民者以及伪满政府一直在东北推行“重日抑汉”的语言政策,但是日语对于东北官话的影响没有想象中的大;由于日本的语言政策,反而加深了北京官话对于东北官话的影响;由于日本殖民者“满汉区别”的语言政策,间接使得东北官话逐渐成为了一种独立化、体系化的方言。对伪满洲国语言政策及当时东北官话存在“变异”形态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当代东北官话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连续过程,由此,我们选取比较特殊的伪满时期作为一个切入点,就会对这个过程及其相关的东北官话“变异”问题有一个深刻的理解,这是研究其他时期东北方言所不可替代的。笔者发现,当前并没有学者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系统研究东北官话发展过程中非正常的“变异”存在形态问题,由此,把这个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在东北官话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种“作用力”要素发挥其能动的“活性”,除了依赖于其内部演变机制之外,也受到了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本课题以“制度”为切入点,以汉语书面语和口语存在的基本“变异”形态为观察对象,力图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规律性特征。3.借助社会语言学理论中的语言接触和语言政策理论,来分析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殖民语言政策下东北官话是如何“变异”的,以及“变异”后所造成的后果形式。4.在伪满洲国时期,伪满政府教育政策和语言政策体系的构成是由日本殖民制度的所决定的,研究日本殖民制度的实施方式对伪满汉语的变异成因至关重要,它是搞清楚伪满汉语的变异的基本前提,而过去研究伪满时期汉语史学者恰恰忽略了这一点。5.伪满语言制度下的东北官话“变异”形态,与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所建立的殖民语言制度下的东北官话“变异”形态是一脉相承的。搞清楚了伪满语言制度下的东北官话“变异”存在实态,也会对其他地汉语方言“变异”实态研究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并产生积极的学术连锁效应。这是需要认识清楚的事实。因此,伪满语言制度下的东北官话“变异”研究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相关学术研究的聚集和集合,综合性效应可定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