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具有一定造诣的诗人、书法家,其在位期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传世书迹有《晋祠铭》、《温泉铭》、《屏风帖》和《淳化阁帖》中一十九帖的唐太宗书法,共四种。我们认为由于唐太宗身份的特殊性,作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和作为文艺爱好者的唐太宗有时是不统一的。其在文学上一方面主张文学的政教之用,主张南北融合文质彬彬的文学理想,同时却倾慕于辞采繁富的陆机,个人又喜欢作“宫体诗”。其于书法上提出“尽善尽美”的批评标准,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却由于酷爱《兰亭》,加之书学虞世南,最终书法的个人面目接近其所贬抑的王献之,终至于为后人所诟病。宋代米芾曾言“唐太宗书窃类子敬,有何等相似”。对于唐太宗的“扬羲抑献”,以及其所酷爱的《兰亭序》,后人多有非议。一是,贬献不符合事实,如宋代米芾《书史》就认为:“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耳。”。近人沈尹默先生以为:“这样的论断是十分不公允的,因其不符合于实际,说子敬字体稍疏(这是与遗少相比而言的),还说的过去,至于用枯瘦拘束等字样来形容它,毋宁说适得其反,这简直是信口开河的污蔑。”;二是,《兰亭序》的审美风格造成了人们对真实王羲之的误解。今人杜萌若先生认为“有了《兰亭序》,于是王羲之就隐没了”。对于这两种非议我个人是同意《兰亭序》的消极影响的,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帖学的最终命运是败在风格异化的《兰亭序》!唐太宗以“尽善尽美”的批评标准来评论王献之,其言论并无过激之处,“枯树”、“饿殍”、“拘束”、“疏瘦”,可谓直重要害。“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此病实导源于王献之书法中对篆隶古法的抛弃。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中有一篇文章《褚书何以能继承右军》认为,有这样三点:一是,由于他是王右军的最精深研究者;二是,由于他是王右军隶法的最显著继承者;三是,由于他继承了右军的创新精神。这三点我们要极为注意,一是,只有是精深研究者,才可能发现学右军书,须从隶书入门得法。“元常专工于隶书,百英尤精于草书,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但右军能将隶法多所隐约,这是右军学古不泥古善于出新的方面。“从王献之开始,书法史才真正进入了‘现代史’”。我们认为“现代史”的意义正是篆隶古法的退出。唐太宗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艺观,以及“虚静”的创作观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其个人在实践方面,由于个人及历史的局限性使得他并不能完全地贯彻其主张的这一文艺思想,这是令人遗憾的,这也恰恰暴露了唐太宗人性的复杂的一面,毕竟是“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