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作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宣传家，毕生为推翻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奔走。在宋教仁短暂而壮烈的政治生涯里，他开展了极为丰富的政治动员实践，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意义重大。内忧外困的民族危局之中，满汉民族矛盾逐渐凸显，宋教仁的反清革命理想也日益坚定。随着宋教仁作为政治动员主体的成长和政治动员客观条件的成熟，他开始为反清革命开展政治动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民国建立，反清革命动员的社会目标和政权目标都已初步实现，宋教仁的政治动员进入政党内阁建设时期，动员的目标、内容和手段都随之发生变化。
　　1904年到1911年间，宋教仁的政治动员主要服从于反清革命的目的。这一时期的政治动员面临着多线任务，首先要建立、健全革命动员组织;其次要进行纵向的政治动员，统率民间分散、孤立的革命力量，使之明确革命对象和革命路线;最后，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革命氛围。面对横向和纵向的政治动员任务，宋教仁创办科学补习所，参与同盟会、同盟会辽东支部和中部总会的组建，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主笔《民报》和《民立报》，为反清革命做了一系列的组织动员和传媒动员，揭露了清政府苟延其专制统治的阴谋，使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到反清革命的旗帜之下，最终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从民国建立到“宋案”发生之前，宋教仁的政治动员目的主要是民国建设。面对同盟会这一政治动员主体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的下降，面对新时期的国家建设任务，宋教仁继续通过组织动员和传媒动员等手段高唱政党内阁和民主宪政。他牵头改组国民党;担任《民立报》主笔;创办《亚东新报》;为国会选举一路南下演讲，为国民党声势的壮大和上台组阁做出了积极努力。虽则因“宋案”骤然发生，政党政治如昙花一现，随后中国政治发展再度驶入急剧下降的通道，但不管是宋教仁为政党内阁建设进行的政治动员，还是“宋案”本身的政治动员作用，都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宋教仁的政治动员实践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政治动员主体力量不够强大;对政治动员客体没有准确的定位和辨识，未能形成持续、深入的政治动员;未能动员起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农民阶层;政治动员心态过于乐观、手段激进等。结合宋教仁政治动员实践的成失，笔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动员提出了一些浅显的建议，如政治动员应该积极回应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多元化利益诉求;政治动员主体应该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提高组织凝聚力、政策执行力和社会影响力;加强政治动员主体的经济、军事力量建设;与时俱进地采取多元化政治动员手段，提高政治动员手段与现代社会的适配程度和有效性等，以期更好地实现政治动员主体、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早日实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