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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业不断提高的投资率伴随着较低的投资效率,我国企业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问题,即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其中又以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表现的最为突出。根据已有文献,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既表现为投资过度,又表现为投资不足,导致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动因主要有自由现金流、融资约束、地方政府干预、薪酬契约失效、不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等,且当前对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以大样本量的实证分析为主,所得的结论也趋于一致,即我国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非效率投资问题,且其主要表现为投资过度。然而,由于我国各地区间经济禀赋差异和地方政府利益差异的存在,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表现在不同的地域可能会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本文希望从区域性特征的角度出发,以甘肃省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典型性案例研究方法对甘肃省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首先,本文结合国内外已有文献,运用非效率投资相关理论,回顾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进而又对表现尤为明显的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随后,本文对甘肃省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了整体判断分析。运用Richardson投资度量模型,首先从宏观数据出发,计算并分析了2007-2011年甘肃省国有企业非投资效率的现状;然后从微观角度运用典型案例,进一步分析甘肃省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成因。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具有代表性的两家公司—“三毛派神”和“祁连山”从财务指标分析、地方政府干预分析、公司治理分析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一般性因素的确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显著;而地方政府干预、“路径依赖”,激励制度以及代理人选拔机制对甘肃省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非常显著;最后,本文针对甘肃省国有企业的特殊公司治理现状,从进一步准确定位、适度分离政治目标与市场目标;推动企业更好的运用资本市场;优化治理结构;改善激励制度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治理意见。
首先,本文结合国内外已有文献,运用非效率投资相关理论,回顾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进而又对表现尤为明显的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随后,本文对甘肃省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了整体判断分析。运用Richardson投资度量模型,首先从宏观数据出发,计算并分析了2007-2011年甘肃省国有企业非投资效率的现状;然后从微观角度运用典型案例,进一步分析甘肃省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成因。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具有代表性的两家公司—“三毛派神”和“祁连山”从财务指标分析、地方政府干预分析、公司治理分析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一般性因素的确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显著;而地方政府干预、“路径依赖”,激励制度以及代理人选拔机制对甘肃省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非常显著;最后,本文针对甘肃省国有企业的特殊公司治理现状,从进一步准确定位、适度分离政治目标与市场目标;推动企业更好的运用资本市场;优化治理结构;改善激励制度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治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