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Handley(2014)的研究开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成为国际贸易学科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这里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一种贸易成本可能增加的风险。通常由于进口国制定的贸易保护政策，出口商在将产品出口到该进口国时，可能会面临贸易成本上升的风险。结合当前的贸易环境下，本文讨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进口关税上升的风险，通常是由于最惠国待遇(Most-Favored Nation，下文简称MFN)关税政策与临时性贸易壁垒(Temporary Trade Barriers，下文简称为TTBs)这两类贸易保护政策导致的。　　截至2016年7月29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下文简称WTO)共有成员国164个，这些成员国在遵守“市场开放、非歧视性和公平贸易”等基本原则的前提条件下与其他成员国进行贸易。作为引导世界经济与贸易秩序的全球性组织，WTO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关税为代表贸易保护政策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在2007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MFN适用关税税率多数在10％以下。但在面临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时，WTO规则中有关进口关税措施与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的特殊规定，也为各成员国的贸易保护留有一定的空间。首先，WTO要求其成员国就进口关税措施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承诺:第一，基于非歧视性原则，成员国须向其他所有成员国使用同一个进口关税税率;第二，根据《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的定义（下文简称HS编码产品），成员国须将承诺对一定比例的产品进行关税上限约束，受关税上限约束的产品其进口关税将不可能再高于该上限;第三，成员国须就每一个受进口关税上限约束的产品，选择一个具体的关税税率作为其上限，称之为该国在该产品的约束税率。约束税率与MFN适用关税之间的差距被称为关税水分。WTO框架内的关税水分允许成员国在任何时候提高MFN适用关税水平至其约束税率上限以进行合理有效的贸易保护，降低进口产品的竞争力。2007年包括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农产品、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关税水分均超过15％。虽然世界平均关税水平较低，但关税水分空间较大。　　其次，WTO框架中有关TTBs调查的特殊规定也为成员国进行贸易保护提供了依据。这里的TTBs主要是指反倾销、反补贴税与保障措施（包括针对中国产品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三类。在贸易对象国使用不正当贸易手段，且其行为对国内进口竞争性行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时，WTO允许其成员国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贸易救济。只要发起方能够证明被指控国家的确使用不当贸易手段，以及该不当贸易手段与国内行业损失的因果关系，发起方就可以针对被指控国家的特定产品采取TTBs调查。TTBs裁定成功，被指控国家通常会面临激增的进口关税、或出口数量限制，有些案例中被指控国家需要强制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由于TTBs调查的适用条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随意性，且其适用对象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与歧视性，TTBs调查成为WTO框架下合理的、有效的贸易壁垒之一。在2006-2010年，本文使用的样本经济体中就有25个国家发起2903起TTBs调查。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为主的分析方法，对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关税水分对各经济体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影响、TTBs调查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以及中国加入WTO前后，关税水分产生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研究，全面评价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当前贸易环境中的负面影响，全文共七章，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所示: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通过对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基本思路、所用研究方法、重点与难点、主要观点以及相应的创新与局限进行介绍。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文将与研究相关的影响分成三大部分进行综述:首先，贸易政策选择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包括一般性贸易保护政策的决定因素、非关税贸易保护政策的决定因素以及金融危机期间贸易保护主义三个方面的文献进行总结;其次，贸易保护政策对出口的影响研究，主要从反倾销等非关税贸易政策的贸易限制效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与金融危机后出口流量分析三个方面的研究进行陈述，现有文章发现反倾销政策不仅限制了涉案产品的出口量，还通过“寒蝉效应”对被调查经济体在其他产品与其他市场上的出口产生负向影响，低效率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显著。近年来有一些研究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量化分析与产品层面的实证分析发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限制作用，但在解释金融危机发生后各经济体的贸易流量变动的文献中缺少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最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方面的研究，主要从质量衡量方法、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入世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三个角度进行总结性陈述，现有研究中较为完善的衡量产品质量的方法是结合出口价格与出口量推算出口产品质量，基本逻辑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给定出口产品价格，出口量较大的出口行为伴随较高的出口产品质量，而使用这些方法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加入WTO后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不升反降，这与贸易自由化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和成本效应改善出口产品质量的已经研究结论是相悖的。　　第三章是各国贸易政策与中国出口的现状及特征分析。其一，对2007-2010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后30个样本经济体MFN适用关税政策变动及其与关税水分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结果发现金融危机后MFN适用关税确实有所上升，且关税增长与关税水分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其二，阐述了1990-2010年间30个样本经济体使用TTBs调查进行贸易保护概况进行简要分析，说明了TTBs调查在贸易保护政策中的重要作用;其三，讨论了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向29个样本经济体的出口变动情况，并就出口变动与TTBs调查、关税水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初步发现了TTBs调查对中国出口流量的抑制作用;最后，将中国加入WTO前后的出口产品质量调整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分析，说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调整的负相关关系。　　第四章是关税水分对关税政策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使用2006-2010年30个样本经济体在HS6位产品层面的贸易政策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讨论经济冲击发生时，各国关税政策选择如何受到关税水分的影响，并将经济体划分为G20高收入经济体、G20新兴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三类，将产品根据其是否为异质性产品、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行分别回归，探讨关税水分对关税政策选择的影响在不同经济体与产品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金融危机发生后，关税水分越大的国家-产品组选择了更大幅度的关税增长，且主要是欠发达经济体在同质产品、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关税政策选择导致了这一结论。　　第五章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流量下降的影响分析。将是否使用过TTBs调查作为衡量该出口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小的主要代理变量。基于中国2007-2010年的海关数据库，首先，采用倍差分析法从产品层面验证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够有效解释2008年以后中国出口流量的下降;其次，从企业进入退出的广延边际上，讨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入和退出企业数量、进入与退出企业的出口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使用过非关税贸易政策的国家-产品组，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新进入企业相对于退出企业的出口劣势更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中国企业在广延边际上的出口量;最后，从集约边际上讨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持续存在企业出口量的影响，实证分析证实在使用过TTBs调查的出口市场上，中国持续出口企业的出口量下降幅度越大，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集约边际上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出口量。　　第六章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加入WTO前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的信息，文章将美国对中国产品在斯姆特-霍利关税与MFN关税之间差距作为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在此基础上，首先，使用倍差分析法在产品层面论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其次，分别讨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广延边际与集约上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质量调整的影响，全面厘清贸易政策不确定拉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微观机制。结果表明，原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大的产品，在中国加入WTO后就有越多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中国出口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在广延边际上拉低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在集约边际上，原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大的产品中，并未观测到集约边际上更大幅度的产品质量升级。　　第七章是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首先，将以上三个部分的实证分析结论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其次，从政府政策制定与企业发展两个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