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中，作为人类基本劳动方式与生存方式的技术，呈现出系统化、建制化、科学化等发展趋势，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经验型”技术的内在伦理属性，在创造大量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过程中，对人、社会和自然的负面影响不断加深，出现了技术之善与技术异化并存的现象，有可能引发技术困境、社会失范和生态危机等风险，亟需重构技术与“人-自然-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协同性关系。技术哲学伦理学由此出发，从理论反思转向“经验研究”，即从技术的伦理后果批判，转向“技术本身”的伦理结构与德性意向，试图打开“技术黑箱”，探寻技术的内在伦理价值及其发生机制，并取得了技术责任伦理、技术道德性研究以及技术社会学理论等成果。技术德性研究试图在此基础上关注“技术本身”及其德性内容，从源头上克服技术负效应，重塑“技术德性”，拓展技术之善，促进技术和谐发展。　　如果把技术看作融合了主客体要素、处理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物质手段体系及其运行结果的总和，那么技术就具有了物性、社会性和主体性等根本属性，并由此通向技术德性。技术的物性要素中蕴涵着伦理意向结构，技术的社会性要素包括了伦理机制、规范与制度德性，主体精神性因素则为技术实践确立了应然性价值目标与超越性的意义世界。同时，如果把“德性”理解为原初意义上的、事物因合于“道”而具有的内在价值属性或禀赋，那么，“技术德性”就是技术系统的内在善恶倾向性及其展现，从直接性上看，它是人的道德意向性在技术设计、开发和应用中的物化与体现，从延续性来看，它是社会优良制度、技术良性控制与管理的成效与结果。技术德性具有自然物性、社会规范性和人性本质力量的根源，其本质体现在技术的储德性、至德性与达德性结构，也就是技术所蕴涵的主体德性意向、所实现的技术伦理效用以及技术运行过程对社会伦理状况的提升与带动作用。　　“技术德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体现为不同的形态: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生活日用之需与自然合理性成为技术之道的重要内容，规范着技术应用与发展，形成了技术服从和服务于人的基本取向。近代以来，历次技术革命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劳动方式和社会伦理氛围，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新社会的诞生创造了物质条件。由于时代局限和伦理的滞后性，技术的资本逻辑运作引致的逐利性、技术的规模化发展带来的选择困境和技术“促逼”自然引发的生态危机，成为技术的伴生现象，对技术负效应的批判中蕴涵着技术的人性化价值和社会解放意义。技术困境的超越方向在于重现技术德性的人性本质及社会公益化、生态化内涵，减少技术活动的外部负效应，尊重社会和自然的自身存在价值，实现促进人与自然协同发展。　　技术的物性、社会性、主体精神性的内在特征及其结构性要素，塑造了技术德性的基本形态，即技术科学化的理智德性，技术化生存的道德德性以及技术化社会的制度德性，进而为技术德性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技术德性的物性构建在于探索技术规律之“真”、提高社会公益与生态效益、在技术创新中强化技术主体的伦理责任。技术德性的主体性构建在于强化技术个体的德性品质和技术共同体的伦理互动机制。从技术个体德性品质方面看，就是要发挥主体能动性，在“技术-社会”网络中处于主动者的地位，发挥技术良知的指导作用，辨别技术善恶，严守伦理规范，提高道德自律意识，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勇于承担道德责任，为维护社会基本伦理价值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从技术共同体的伦理保障机制来看，通过贯彻技术伦理规范，强化职业道德，从而转化为具有内部约束力和认可度的伦理共同体。技术德性的社会性构建途径在于，通过伦理控制、传播与解释、交往与商谈等机制，对技术发展进行前期的评估与预测，在技术过程开展引导与改造，在技术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与互动，拓展技术共识，优化技术决策，从而提升技术过程的组织化程度与伦理管理水平，为创造普遍性的、更加纯粹的“技术之善”提供条件。　　技术德性的形上内涵与超越性方向，在于促进技术德性对意义世界的旨归以及意义世界对技术德性的统摄，从而使技术活动富含道德意义，获得道德解释的正当性，并在不同的技术实践中发挥作用。在生活世界中的技术活动要立足于“德-得-道”的辩证互动，凝聚生活世界的要素与关系;在技术世界中要重视技术伦理规范，发挥技术人工物的德性意向指导功能和伦理意义聚焦作用，成为伦理关系的承载物、伦理要素的中介者和伦理意义的触发点，发挥技术“参天地之化育”的“参育物”伦理功能;在意义世界中要践行技术德性的中道智慧、正义原则和至善精神，使技术深度探索与适度应用相结合，造福功能与社会公平相协调，逐步生成更加纯粹和长效的技术之善，使技术实践活动达到“善”的效果、追求“美”的境界，达到技术与自然环境、生活世界、意义世界诸多要素即关系的“和谐”共融，走向“人-社会-自然”和谐的技术德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