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转型,在社会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其中城镇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经历着短时的、剧烈的环境变化,包括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噪音污染等城市环境问题,为城市环境风险管理带来挑战,公众如何看待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风险沟通的成效与风险管理的成本。过度放大的风险感知可能会导致对特定机构与地点的污名化,造成地区性经济损失与不良社会影响,甚至引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带来新一轮社会风险;过小的风险感知可能会造成公众对现实风险的低估,进而疏于风险防范。因此,探索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把握失衡风险感知的成因能够帮助人们(风险管理者及大众)对“感知”的形成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同时为风险管理人员制定更加行之有效的风险沟通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简称SARF)为核心理论依据,聚焦媒介使用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并提出三大效应假说。首先以SARF理论为依据,探讨城市居民的媒介使用对我国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并提出媒介使用与环境风险感知放大效应假说;其次依据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在传播特性上的差异提出媒介使用的风险感知差异效应假说;最后引入信任模式(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剖析这一影响的发生机制。传统媒介倾向于构建的保守政治语境,有利于培育人际信任,从而降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新媒介鼓励的多元开放的社会语境则有可能消解政治信任,从而增强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本文由此建构两种不同的信任解释路径,提出信任模式的“双路径效应”假说。研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CGSS2013)年度城镇居民部分数据验证以上三个假说,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2)与传统媒介使用者相比,以新媒介为主信息来源的媒介使用者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环境风险感知;(3)传统媒介保守的传播语境有利于营造积极的人际信任,从而降低环境风险感知;(4)新媒介开放的传播语境将会降低公众的政治信任,从而提升环境风险感知。本研究以信任模式为中介变量,分析了媒介使用对风险感知影响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丰富了以往SARF理论中以传播学为主导的研究视角,同时揭示了媒介使用与风险感知间的复杂关系。除此之外,公众政治信任水平对风险认知的培育作用应引起风险管理者的重视,环保部门相关政策制定者应进一步落实环保政策、及时汇报工作进展,增进人际信任。同时还应在保证新媒介平台的信息真实性、合法性的的同时加大利用网络平台恶意散步不实信息并引起社会恐慌的的个人或团体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