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經音義》是漢文《大藏經》中訓解疑難字詞的音義類訓詁學著作，其中《玄應音義》是現存最早的佛經音義，《慧琳音義》是集大成之作，《希麟音義》則對《慧琳音義》成書後新譯佛經進行訓釋。這三種音義代表了中國古代小學的新發展，其中《玄應音義》《慧琳音義》更是唐代文字、訓詁學的巨製。僅就其文字本身而言，《一切經音義》收錄了眾多古文、或體，比較完整、客觀地反映了从上古轉向中古，又从中古發展到近代這一時期的文字繁衍情況，具有現存其它字書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同時，《一切經音義》記載了作者當時所見佛經文俗寫字形，是極爲珍貴的文字史料；因此，根據《一切經音義》記載，對其文字進行整理研究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本文在《一切經音義》諸刻本校勘、整理基础上，从漢語言文字學和文獻學相結合的角度對《一切經音義》文字進行專題研究，主要系統考察了：（1）所引古文、籀文的字形、來源、性質等。（2）所引或體的字形、來源、性質等。（3）所收錄佛經文字的字形、來源、性質等。（4）《一切經音義》收字與原本《玉篇》的關係。（5）《一切經音義》文字在《龍龕手鏡》等字書中的傳承情況。（6）“非”類字情況。在上述目標任務的基礎上，進而探討玄應、慧琳的文字觀，分析《一切經音義》與唐代“正字”運動的關係等。本論文共分上、下篇及附錄。上篇爲通論篇，主要内容如下：緒論和第一章介紹《一切經音義》文字研究概況，指出本文的研究方法，闡明《一切經音義》文字研究對現行工具書編撰及古籍整理、研究的意義與應用價值。第二章梳理、辨析《一切經音義》所記載幾種主要文字類型，即古文、籀文、或體、佛經文字，指出其性質、來源、特點等，認爲其多數古文并非真古文，而爲其同源孳乳字所組成的同族字群。大多是文字孳乳過程中產生的字，具有同源性，或者是古之已有的假借字等。《一切經音義》所謂古文，可能借用漢代的稱謂而已，與真古文有別。其所收籀文，與今本《一切經音義》所收多同。其或體成分較雜，包含假借字、俗用字等，記載了當時及之前累積的各種或體字形，對中古時期漢字字形的調查和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其佛經文字，根據我們對麗藏本《一切經音義》所收經文用字與《中華大藏經》《大正藏》所收佛經原文比對，除個别字形因訛誤等原因未能覈實外，大多字形都能找到其原文出處，所錄字形基本與佛經原文相符。从字形來看，佛經文字具有較鮮明的俗用特徵，多數字形能在當時碑刻文等相關資料中找到其字形聯繋，當係漢魏至隋唐時期之俗用字。第三章著重分析《一切經音義》所收文字與原本《玉篇》、《龍龕手鏡》的關係，認爲《一切經音義》與原本《玉篇》關係密切，特別是《玄應音義》與原本《玉篇》之間相同之處頗多，相承關係明顯。同時，對《一切經音義》與《龍龕手鏡》收字作了徹底梳理比較，基本釐清二者之間關係。雖然就整體所收字形而言，除少部分可直接找出其淵源關係外，大多數均并不具有直接、明顯的對應性，但我們傾向於認爲《龍龕手鏡》係直接選用《一切經音義》所引材料，并把它作爲主要參考書進行引用。从收錄字詞方面來說，《龍龕手鏡》不僅直接从《一切經音義》中獲取佛經文中的文字字形，而且从《一切經音義》訓釋語中選用收錄了“內典”外的文字字形。从所收錄字詞比較上說，其間關係大致可歸納爲以下三點：其一、《龍龕手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切經音義》爲藍本編纂而成，具有一致性。除共同收字詞部分外，其收字之順序亦和《一切經音義》所釋字詞順序具有緊密關係。許多釋字詞的先後順序即爲《一切經音義》中詞目字及相應訓釋語中的順序。其二、《龍龕手鏡》在收字上比《一切經音義》更具選擇性。《一切經音義》廣釋群籍，在收字上具有包羅萬象之特點，而《龍龕手鏡》具體而微，在收字上具有爬羅剔抉之特徵。《龍龕手鏡》未全部收錄《一切經音義》記載的佛經文字字形，亦未收錄《一切經音義》各版本本身諸多用字字形，但又兼收“外典”用字，而此部分文字，極有可能源自於《一切經音義》訓釋語部分。其三、《龍龕手鏡》在收字字形上比《一切經音義》更具規範性。《一切經音義》用字，包括所收佛經文字，較真實地保留着當時刻本俗用字多種形態，具有原生性和多樣性特徵。相較於《一切經音義》字形，作爲字書性質的《龍龕手鏡》所收文字字形則少了几分野性，不排除已經過編者的甄别和整理。第四章著重梳理、辨析《一切經音義》中“正體”“俗體”“近字”“通用”“時用”“今作”“宜作”“非體”“未見所出”“未詳所出”等各類術語及文字使用情況，在此基礎上，分析玄應、慧琳對《一切經音義》文字整理與訂正的局限性。認爲其多以《說文》系字書收字爲正體，對俗字多持否定態度。《一切經音義》中對此類字冠以“俗”名，但其地位多類似等同於“非”類字，音義在對某字是否是俗字的判斷的同時，往往又認爲其“非”，或以爲其“不合經義”，或以爲其“謬誤之甚”，或直接以“非”一概否定。一方面，顯示了當時文字俗變之勢，另一方面，顯示了作者對當時俗用字偏離以《說文》爲正統的文字的憂慮和對正統文字的捍衛。《一切經音義》中所謂“近字”實多爲俗用字。《一切經音義》中“通”的概念比較雜。主要指通用字，即相對於正體、俗體而言的一種通用字體，與《龍龕手鏡》中所指當屬同一概念。《龍龕手鏡》正字下或云“俗”“通”等釋語，恐本自《一切經音義》，而《一切經音義》中諸多通用字可能取自於對傳統典籍用字。因此，《一切經音義》所收通字與《五經文字》文字具有比較一致的出處，具有相承性，可能反映了典籍中本來的通用字情況；而《一切經音義》與《干祿字書》所收通字差異巨大，《干祿字書》所收通字在《一切經音義》中均稱爲俗，反映了《干字書》通字并非出自典籍用字實際，而是後人規範性的文字。《一切經音義》中的“非”類字，从總體上來說，當爲主要从正字、本字角度出發，以近乎苛刻的標準，對文字本原的一種追求與回歸，是以古爲正，以古爲本這種文字復古思想下的產物；是對佛經文俗用字的一種評判與否定，實際上是對當時佛經文字正形的總結性“結語”。《一切經音義》所涉及“宜作”字詞共計約80個，除佛經文中疑難俗訛字外，亦有音譯、雙音詞等。从其整個體例來看，“宜作”當爲相對於“非”而言的一種術語，雖相對於大量的“非”類字否定性評判語而言，其僅占很小的比重，但卻是《一切經音義》整個正形體系中極爲重要的一環，即既表明其編撰功能不僅辨析正俗，更明辨是非，通過對諸多文字現象所作出的肯定性評判，表明了作者的文字觀。同時，《一切經音義》作者對文字梳理的標準，事實上以《說文》系字書，如《古今字詁》、《字林》、《字統》、《古今文字》、《字書》等擬古、崇古文字爲其主要依據。其方法是以“古”律“今”，以正非俗，即以正統的文字對佛經文中的文字進行審視和評判。因此，面對著紛繁複雜的各形俗用字，評判的最終結果往往是以“非”居多。然其似乎并未濫用此評判標準，在辨析正俗，匡正是非的同時，對諸多“疑難俗訛字”亦多有存疑。主要術語有“未見所出”,亦或云“義疑，故兩存也”“未詳熟（孰）是”“不審孰是”“其義未詳”“作者未詳”“耳邊語也。未詳何出”“字書亦無此字也”等，顯示了《一切經音義》編撰時所堅持的實事求是、客觀、謹慎的態度。第五章主要从其文字“六書”理論、用字實踐、體例安排等三方面，對《一切經音義》所表現出來的文字觀進行分析評價，認爲《一切經音義》在分析字形結構時，并非完全遵循傳統“六書”理論，有時往往从實際用字出發，依據自己的認識，結合相關依據，直接从隸變俗字形進行分析，具有俗用特徵。同時，可能受當時某種“說文解字”風氣的影響，《一切經音義》對文字的解析中多含主觀臆斷成分。其對某些字形的分析，往往穿鑿俗解，附會文義，一反漢字結構約定俗成的社會性和歷史的傳承性。《一切經音義》在對佛經中大量用字進行梳理，并辨析正俗訛誤的同時，雖然客觀上又是對當時大量社會用字的整理，對當時社會用字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其根本出發點還在於刊正佛典用字，著眼於佛理闡釋與傳播。正是由於出發點不同，著眼點不同，以經典文本靜止的文字來衡量不斷變化著的社會文字，因此，《一切經音義》對佛經文中的用字現象的評判雖不似《五經文字》中以“正誤”辨析之，然亦多以“非”類評判語辨析之，以以“古”非“今”的方式否定社會俗用字的合法性，缺少對社會用字的通變性。《一切經音義》作者文字觀具有保守性，但又具有多元性的特徵。第六章著重分析《一切經音義》文字在唐代“正字”運動中的價值和地位。認爲《一切經音義》有別於國家層面對傳統經典文獻用字進行規範，而是一場不自覺的規模宏大的來自佛家寺院的“正字”運動。亦有別於對整個社會用字進行規範，而是專門針對佛經文獻中的用字進行規範的佛家義書，是對當時社會用字規範的一種強有力的補充和發展。結語部分試从中國今古文學派的發展歷史中分析其興衰原因，并釐清其成書之後的發展軌跡。認爲《一切經音義》的編撰思想是崇古的，編撰方法屬於古文經學派。下篇爲《一切經音義》文字字表。附錄主要探討《玄應音義》與原本《玉篇》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