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梁实秋和新人文主义的研究,希望从两个方面——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古典与浪漫——这两个角度,重新思考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和误读,并对其后所隐含的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问题进行反思。论文第一章,从宏观的角度论述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价值序列的重构,本文认为,通过偏向于理性,梁实秋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新人文主义内部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之争。论文第二章,考察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古典-浪漫”批判模式的修改,考察这种修改怎样体现了理性精神的引导,又对现代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争提供了怎样的解答。论文第三章,引入学衡派做为重要的参照体系,进一步考察梁实秋所接受和重构的新人文主义的独特性。本文认为,经过梁实秋的改造,新人文主义和其本来面目相去甚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文化问题的途径。但是,它们所共同面临的三组极富张力的文化关切——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之争、古典与浪漫之争、平民与贵族之争,却是影响了整个现代中国、并且至今仍回响深远的重要问题。因此,梁实秋和新人文主义之间的深层共振关系,值得我们揭开“误读”的面纱,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