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和贸易额不断攀升,双边经济合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高度。2013年至2018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由127.1亿美元、723亿美元增长到178.9亿美元、1727.7亿美元,贸易总额占比也提升到了近30%。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加上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贸易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时期的中国亟需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路径。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引进外资来发展国内经济。另一方面,面对渐进饱和的国内市场和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同样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阔的市场规模和投资发展潜力。现有的相关理论和研究证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贸易创造效应或贸易替代效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能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按照投资动机能分成几种类型,影响贸易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首先针对直接投资贸易效应方面的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通过搜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和贸易方面的相关数据,分析投资和贸易的发展现状,在第四章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国家的实际国情、相关禀赋等,将这些国家分成不同的投资类型,分析它们各自的直接投资贸易效应传导机制并提出了对应的四个假设。第五章通过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使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回归,最后验证之前提出的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贸易存在着高度相似性,投资和贸易在整体数量变化上基本保持一致,均呈现增长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整体上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模、人口数量、自然资源与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呈现正相关性,技术水平的相关性并不强。将全样本国家按照不同的投资类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最为明显,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次之,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并不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国家层面应继续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规模,对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投资战略,提供政策服务和贸易便利化环境;企业层面应注重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理性分析投资规划,提升自身抵御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