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世纪以来,对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及其修辞思想的研究成为了当代西方修辞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亚里士多德在当代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国内不少学者认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修辞是当代西方修辞理论的主要来源,“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当代西方修辞学的基础。通过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概念由来及发展的考察和再思考,我们发现上述看法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文本本身就因存在诸多不足,自面世伊始便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议。西方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兴趣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及其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范式移植到当代语境之中并进行了不同解读,但在当代修辞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中真正起作用往往是经过“再语境化”、被改造了的“亚里士多德”概念和范畴。这些“再语境化”了的概念和范畴实际上大多已偏离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的阐述,如果将之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名号相联系,则很可能进一步加深人们的误解。其次,通过重新评价古希腊哲辩修辞传统,当代西方修辞史学家颠覆了亚里士多德在古典修辞中的代表性地位。当代西方修辞学界普遍认为西塞罗,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才是古典修辞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最后,以迪利普·加翁卡为代表修辞学家认为当代修辞理论建设不应该过度依赖于古典修辞,因为古典主义修辞理论的概念、范畴、法则和范式在理论上过于“单薄”,当代修辞学应该广开理论之源,充分吸收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另外,对当代修辞学发展历史的梳理也表明,推动当代修辞复兴的不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而是帕尔曼、伯克等建立的创新性修辞理论体系。帕尔曼理论和伯克理论的经典化表明当代最有生命力的修辞理论并不是“现代版”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而是在扎根于当代修辞实践、体现了当代修辞的跨学科特征又适用于分析当代广阔的修辞实践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