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座谈会”是1930年代由恽逸群、袁殊、陆诒、刘祖澄等上海新闻界的青年记者自动发起的同人组合,旨在探讨新闻学术、促进自我教育。《记者座谈》是他们在《大美晚报》中文版上编辑出版的新闻学专栏,每周出版一次。它以推进中国新闻学术的研究为宗旨。本文选取《记者座谈》的三个重要议题,将它们放置于媒介、角色与信任的框架中,考察《记者座谈》对这些议题所作的学理探讨,梳理背后的学术理路及其衍变路径,以期管窥193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思想,同时力图揭示媒介、角色与信任之间的互动关系。全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揭示1930年代中国社会环境剧烈变动、复杂多端。为了切实履行新闻记者的职责,座谈同人发起记者座谈会,编辑出版《记者座谈》专栏,藉以研讨新闻学术,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笔者对“记者座谈会”和《记者座谈》的历史进行梳理,探讨“记者座谈会”的发起与衍变,座谈同人的聚合网络,以及《记者座谈》的创刊宗旨、栏目设置、内容、稿件来源、作者群等,并对《记者座谈》停刊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二章考察1930年代中国新闻学者和职业报人对新闻记者的角色期许,他们认为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社会师表”。同时,规定了新闻记者应有的角色规范。但考诸实际,社会公众对新闻记者的角色认知与他们的自我期许并不完全一致,新闻记者面临信任危机。究其原因,风纪问题则为其一。《记者座谈》对风纪问题的检讨,显示了座谈同人重建社会对新闻记者的信任的努力。在检讨风纪问题之时,恰值“新女性事件”发生,座谈同人与记者公会态度迥异,表明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第三章分析《记者座谈》出版期间,正值日本加紧侵华、中华民族面临最严重的生死存亡之际。座谈同人认识到,新闻界、新闻记者应站在国难最前线,负起救亡纾难的责任,同国家、民族休戚与共,克尽天职。同时揭露日本新闻政策的阴谋,批判国民政府的新闻统制和新闻检查制度。这既是座谈同人自觉的职业诉求,也是履行政治使命的需要。而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自身对新闻界的角色定位和内外环境的判断制定的。国民政府与新闻界的角色博弈也显示了二者的互不信任。第四章揭示欧美新闻学在近代中国新闻学界、业界和教育界都占据主导地位,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在中国新闻学自觉意识的萌生过程中,欧美新闻学遭遇了反思。随着对欧美新闻学的质疑和时局变化,一种新闻学革新运动——集纳运动在中国兴起了。座谈同人是集纳运动的强力支持者,《记者座谈》也成为推广集纳运动的主要媒介。但由于受到“新闻学讲座风波”和《记者座谈》停刊的影响,集纳运动并未臻至理想之境。结语部分结合前四章的论述,指出中国新闻学在1930年代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依然获得了较快发展,既是新闻学者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结果,也受益于新闻记者对现实问题的学理探索。研究《记者座谈》,有助于揭示后者在中国近代新闻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进而管窥1930年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之一斑,推进中国新闻学术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