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元代城市税收研究为题,通过对元代城市征收税目,城市人口、户籍与税收,城市税务管理机构以及元代城市税收特点等问题的讨论,以期接续唐宋城市税收相关研究,回答宋代已有的“城郭之赋”进入元代后的发展走向。元代城市征收税目可从对城居户所征税目,对城市经营活动征收的税以及涉及城市的额外课程三方面考察。元代城市居民亦被纳入税粮与科差这一元代赋役制度至为重要的环节中。北方城市民户主要纳“丁税”,人头税色彩重;原南宋统治区沿用夏秋两税本质上属于土地税,其中城市税收构成中钞的比例大于乡村。元代城市居民亦有科差负担,缴纳钞和丝。元代城居户有税粮与科差的负担及南北税粮征收不一同元代赋役南北相异的制度相符,城市所征钱钞比例大凸显了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元代城市经营活动所征税目最为典型的是在城征收的商税、酒醋课和市舶课。城市是一个地区商税收入最集中的地域,亦是商税机构普遍设置的场所,元代政府曾多次减免上都和大都的商税。元代酒醋课程管理时有变动,而政府对城市酒醋课程的管理严于乡村,体现意图控制住城市税收收入的努力。元代市舶课的征收体现城市形态的多元,海港城市因市舶课等贸易税收而使经济愈加生动。元代税收额外课中亦有城市税收,典型代表是在城征收的契本钱和房地租钱。其中房地租钱体现政府对城市土地与房屋经济价值的攫取。城市在城乡房地租钱课征数额上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与城市非农人口集中,房屋、地基等空间资源珍贵有关。虽然房地租钱在元代归属额外课,但其征收体现出政府对城市空间所彰显的经济利益有所关注并进而攫取和利用。城市人口与户籍的多样性决定了元代城市税收的复杂性。元代城市人口构成除了归属于民户的普通百姓、商人和官员外,亦有匠户、宗教户等特殊户计,以及归属投下私属户的怯怜口等。匠户等职业性户计有职役负担,因而在税收上予以优惠。元代“诸色户计”制度下不同民族、职业赋税负担不一,使得城市税收面貌立体而多元。从城市税收的角度亦可考察元代城市发展的层级。第一层级为元大都和元上都。“两都”专置警巡院管理城居户民事,别置大都宣课提举司、大都酒课提举司、上都税课提举司等管理城市经营税收,都城的政治地位影响着城市税务机构的设置。第二层级为元代设有录事司的百余城市。录事司是元代专门管理城市民政的机构,地方志中载于录事司下的税入即为城市税收的部分。录事司的设置体现城市管理的独立性与专门化。第三层级为设置有商税务的州县级城市。州县级城市税务提领与税提领的职品与税额挂钩,反映出城市经济的总体面貌。元代城市税收的特殊性与其形成路径息息相关。蒙古国至元朝在城市税收上,因袭了蒙古草原文化的传统基因,借鉴了汉地前代王朝的制度遗产,适应了大一统国家统治的现实需求,形成了多元且混合的城市税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视角下讨论元代城市税收,可见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辅相成,互相成就。蒙元融入中国的岁月里,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制度上,都源源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