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实绩对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影响重大。主流增长理论忽视了对制度因素的研究；而增长的制度论者又缺乏严密的数理演绎。本研对这种增长理论与制度因素事实上的相互割裂进行尝试性弥补。由于中国改革后的高速增长明显与制度转型相联系，这项工作也具有可预期的现实意义。从基本涵义界定出发，将制度及制度变迁纳入数学抽象，从模型工具上沟通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联系。考察了制度生产性功能及其实施机制；讨论了制度变迁的定义、来源和过程，首次提出中性、劳动增进型及资本增进型制度变迁的性质划分；基于演进和设计，区分了两类制度及制度变迁，分别给出了相应的制度积累方程，并据此得到了社会总制度积累方程。从代表性家庭和企业的竞争性均衡入手，结合制度积累方程，运用连续时域动态最优化方法，构造了一类基于制度变迁的最优增长模型。考察了模型的稳态特征、增长率决定因素、比较静态性质、转移动态行为、鞍点稳定性、收敛特征、收敛速度等基本性态，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相位图技术揭示了转移行为和鞍点路径的完整形态。模型显示，经济体系不断积累的制度存量是驱动增长的重要动因：不仅对增长具有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而且对转移进程的收敛速率产生重要影响。为考察强制型变迁消失的后果，将最优增长模型作了拓展，分析了诱致型变迁达到其诱致因子边界值时的情形，得到了一个基于制度变迁的拓展增长模型。拓展后的模型显示，得益于制度外溢，社会水平上的递减报酬被避免；只要诱致型变迁效果足够好，即使没有强制型变迁，经济依然可维持长期增长；为使制度外溢内部化，需考虑具有帕累托改进的补偿。通过对转轨国家和东亚地区增长实践的考察，区分了“好”或“坏”的制度变迁。澄清了与促成有效率制度变迁相关的若干问题，包括判断制度绩效的标准，与制度变迁相关的协调成本，制度变迁无效率的定义、性质与来源，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囚徒困境、路径依赖与委托－代理问题。运用良治框架，从十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增长的公共政策。中国的改革实践为模型提供了自然试验。依据主成分法构造了描述制度积累的市场化指数；估计了两类制度变迁时序数据；利用相关分析、因果分析和回归模型探究了制度与增长的实证关系。结果显示，制度变迁是增长的重要动力，其贡献仅次于有形资本；而TFP 经由制度与人力资本因素也可完全解释。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相吻合，证实了本研正规模型的正确性与解释力。最后并就促进增长的制度转型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