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企业破产法》出台以来,环境债权一直作为普通债权最后清偿,这一顺位一直未曾改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时代主流,单纯的经济效益优先原则已不能适应时代需求。同时,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责任基金制度为代表的救济制度在我国仍不完善,资金来源、适用范围、投保方式等都尚未明确。即使在环境保险制度非常完善的美国,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调整环境债权在破产清算中的清偿顺位,使其处于更为优先的地位。赋予环境债权优先受偿顺位并非凭空想像,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民法中的人文关怀理念、环境法学中的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公司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论都为提升环境债权清偿顺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也应看到,一味地把环境债权提升到超级优先地位是没有必要也不现实的,而应当是在各债权之间进行利益衡量,找到最佳平衡点。整体上担保之债的绝对优先地位不可动摇。依据环境债权产生的原因,可将环境债权分为环境侵权之债与环境合同之债两类。其中,环境侵权债权应当置于担保债权之后,劳动债权之前。环境合同债权应当优先于税收债权,与劳动债权按比例受偿。与此同时,还应当结合限制理论,对环境债权的优先受偿范围予以限制,以求在各个破产债权之间找到最佳利益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