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减税降费”背景下,系统地研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要素驱动模式增长,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涨,使得这种粗放式增长模式陷入瓶颈,社会发展需要依靠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依附于工资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过高,也是劳动力成本逐年上涨的原因之一。为了促进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下智能升级,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旨在降低纳税人的税费负担,稳定和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市场活力,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动能。其中,政府对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力度空前,如2019年,基本养老保险法定费率和缴费基数同时大幅下调且税务部门负责社会保险的统一征收。基本养老保险既是员工福利,能激励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又是劳动力成本,挤占企业盈利空间,那么,国家实施“降费率强征收”的措施是否会影响企业创新呢?国内外分别研究养老保险、企业创新的文献极为丰富,但是研究两者关系的文献尚有不足,本文的研究将在这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为中国养老保险法定缴费率的制定和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政策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本文研究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是指单位缴费比例,不含个人缴费比例。全文共7章内容,除第1章绪论外,第2、3章分别为本文分析构建理论依据及介绍制度背景,第4章是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第5、6章是在第4章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微观、宏观视角研究低费率政策是否有利于企业创新,第7章对文章主要结论进行归纳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将理论模型分析与计量研究相结合,突出定量分析。基于养老保险与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创新、融资成本与企业创新、税收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理论及经验文献,建立本文养老保险缴费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分析的理论依据。在定量分析上,采用面板数据,微观数据主要采用面板数据双固定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等方法,宏观数据主要采用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法。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与企业创新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拐点值为0.1947,绝大多数样本都在曲线的上升部分,即现阶段提高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机制效应表明了养老保险缴费导致企业劳动成本上升所引起的要素替代效应会促进企业创新,但融资成本效应会抑制企业创新,两种效应相互叠加产生了非线性关系。进一步以遵从度视角展开理论与经验分析,表明法定缴费率既定的前提下,养老保险缴费遵从度越合规的企业,其研发投入强度越高,这在非国有企业表现明显,而国有企业对此并不敏感。第二,整体上,养老保险低费率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积极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高费率组（20%）,中费率组（18%）未能呈现创新促进效应,而低费率组（14%）具有明显的创新促进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低费率政策所造成的企业层面福利成本节约可从两方面影响企业研发强度,其或转化为员工工资,招募更优质的研发人员,或转化为企业利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均可增加企业研发的动机,该机制效应在全样本和高低费率组都存在;而中费率组企业虽存在福利成本节约,但其工资成本低于高费率组,企业利润增效不明显,而融资成本高于高费率组,则劳动力成本减少和融资成本增加的双重效应使得中费率组企业相对于高费率组的创新效应不明显。异质性效应也表明了企业因板块、所有制、行业不同,所呈现的净效应也会有所区别。第三,养老保险法定缴费率降低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但降费力度与创新投入强度未能呈正比。以浙江和山东两省的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下调作为“准自然实验”展开相关研究,研究显示降费政策对创新投入有显著的“促增效应”,此种效应在浙江省存在2至3年的滞后期,而山东省未存在滞后效应;山东省养老保险降费力度虽然小于浙江省,但是对企业研发支出强度的政策净效应却要高于浙江省。降费政策从宏观角度表明地区所处经济发展周期不同,其对企业创新的净效应具有异质性。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从缴费遵从度、法定缴费率、企业异质性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主要为:优化顶层设计,提高制度的激励性;国家应给予中小企业研发人员社会保险优惠政策;注重基础教育,加强“STEM”人才培养;重视“人岗匹配”的职业培训,解决技能替代的失业问题。最后对文章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文的创新点在于:①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尚无从养老保险缴费遵从度、低费率政策视角研究企业创新。②从研究内容来看,微观数据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对企业创新投入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在法定缴费率既定的前提下,企业缴费遵从度越合规,越有利于创新投入;缴费遵从度同等情况下,与高费率（20%）相比,较低的法定费率（14%）才有利于企业创新,而略有降幅的法定费率（18%）对企业创新投入无影响。③从研究方法来看,对宏观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研究降费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