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自主防御的思想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了澳大利亚国防中根深蒂固的位置,这种脆弱感主要来自于稀少的人口与广阔土地形成的对比,使得澳大利亚对强国的依赖并未随着其独立而马上消逝。二战中日本带来的危机感加重了澳大利亚国防中的这种倾向,在战后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一直坚持“向前防御”（Forward Defence）的政策,即澳大利亚远征军在朝鲜和越南与美国并肩作战,在婆罗洲对抗共产主义。1967年英国从苏伊士以东防务撤退以及1969年尼克松宣布关岛主义,给澳大利亚的“向前防御”政策带来了一定打击,澳大利亚开始思考“自主防御”（Self-reliance Defence）的可能性。在1967-1975年的各种国防文件当中,不断出现提及“自主防御”及其重要性的言论,只是这些文件在当时并未向大众公开。弗雷泽政府1976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首次公开提及增强“自主防御”力量以及将国防重点向国家周边地区倾斜的意愿,将这一想法变成可以执行的现实政策显然是一场浩大的工作量,这花了澳大利亚近十年的时间——直到1985年,当时的国防部长金·比兹利（Kim Beazley）委托保罗·迪布（Paul Dibb）对国防能力进行评估,将适合澳大利亚当前与未来防御需求的能力明确化,就部队装备、人员数量和国防支出之间取一个平衡,对澳大利亚可能面临的各种级别的冲突与威胁做一个判断。迪布1986年完成了这项任务并将《审查澳大利亚的国防能力:向国防部长的报告》（Review of Australia’s Defence Capabilities:Report to the Minister for Defence）提交给了金·比兹利。迪布将自己防卫思想描述为“拒止战略”（Denial Strategy）,这一防卫理念虽不是其原创,但却是迪布加入自己的理解后引入澳大利亚《1987年国防白皮书》（Defence White Paper 1987）之中。在澳大利亚向着这一防卫方向前进没多久,同年斐济发生了政变,在这次及1994年布干维尔内乱和1999年东帝汶危机中,澳大利亚均作出了反应,是“拒止战略”国防思想指导下的军事部署行动。国防思想的转变也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产生了影响,1987年以后澳大利亚与美国、印度尼西亚、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都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转变。“拒止战略”这一国防政策在澳大利亚得到的也不全是支持的声音,迪布对于这一战略理论的解释也引起了多方争论,“自主防御”这一理念在之后白皮书中所占比重也呈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