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史前文化与聚落的演进模式,对于认识长江中游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了解长江中游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对于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澧阳平原和汉东地区的历史地位,为长江中游其他区域所无法匹敌,两个地区曾先后作为长江中游的中心而存在,其考古学文化与聚落的演进能够反映长江中游史前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这正是本文选择其作为对比研究的因为。　　 本文遵循过程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从聚落内部具体遗存的微观分析入手,了解聚落结构与变化过程；同时,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宏观把握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聚落空间结构特点及其演变情况。微观与宏观、时间与空间的结合,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本文也不例外。　　 澧阳平原新石器发生于全新世之初,目前已经发现若干早于彭头山文化的遗存,这些遗存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彭头山文化之间,起着文化与年代上的承前启后作用。在澧阳平原水网交织、湖沼发育的地理景观中,稻作农业聚落所具有的基本特点从其诞生之初就得到充分体现:临水而居、居于丘岗是聚落选址的基本要求；开凿壕沟、堆筑墙垣则是应对环境的一种本能。彭头山文化的聚落结构以及聚落空间分布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这种特点一直被沿袭下来,成为区域聚落的基本特征之一。澧阳平原在一个相对狭小而封闭的地域持续着文化的进程,其聚落的演进,经历了环壕聚落、城壕聚落、城壕聚落群三个阶段,大致与聚落的发展、繁荣、鼎盛时期相对应。从聚落内部结构而言,遗迹的空间布局从杂处到有序,遗迹结构由简单到复杂,所表现的社会结构也由简单向复杂演变。从区域聚落结构而言,最初的聚落以散居方式,主要因应自然环境。城壕聚落阶段则形成带状格局,初步出现凝聚式聚落布局特点,社会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双重作用成为决定聚落格局的主导因素。这个阶段,社群整体扩大,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走向复杂化。城壕聚落群阶段,则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凝聚式的聚落形态形成规模,出现了庞大的聚落集群；另一方面,分化出更小的聚落单元,表明在形成大的社会集团过程中,基本社群单位出现了小型化趋势。这个阶段,聚落规模和等级可划为三个级次,聚落的分布以社会集团为整体考虑,按照社会等级和地位来享有聚落空间,但血缘关系仍然牢固。　　 汉东地区聚落的演进模式与澧阳平原有明显差异,这里地势开阔,交通便利,社会具多元开放性特征。早期聚落多依自然环境呈线性分布。到了城壕聚落阶段,聚落出现明显分化,聚落等级可以分为三级,凝聚式聚落结构开始显现。城壕聚落群阶段,高度凝聚式聚落结构出现,社会单位按照功能区隔,但又凝聚在一起,社会分层明显。汉东地区原有的三级聚落等级消失,形成一方独大,而周边萎缩的局面,石家河城壕聚落群的壮大则是以整个长江中游聚落结构的重组为标志,进而形成以石家河古城为顶端的金字塔型四级聚落等级,长江中游文明曙光初露。　　 在长江中游史前社会进程中,重心由澧阳平原逐渐向汉东地区转移,这个转移过程,即是以石家河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历史趋势的形成过程。从彭头山文化到大溪文化前期,澧阳平原的发展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大致从大溪文化中后期开始,汉东地区率先迎来了文化的变革,获得发展先机,由此而拉开了社会重组的序幕,并在此后不久迅速取代澧阳平原而成为长江中游的中心,继而开始了长江中游社会一体化进程--其标志是城壕聚落群团的出现。纵观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史前地位,前者由中心到边缘,后者则由边缘到中心。　　 无论是澧阳平原还是汉东地区,社群等级和地位的差异既表现在聚落内部,也表现在聚落之间。但是,这种差异只是相对的,并未形成社会成员和社会集团间的根本对立,尤其是长江中游文化与社会共同体形成以后,聚落群团内部的矛盾并不突出,战争的迹象只出现于边境地区。　　 尽管长江中游聚落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获得了极度发展,但是,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文化趋势形成的龙山时代--一个更大范围内的文化整合已经开始,长江中游自然成为中国文明化进程的边缘地区。正如澧阳平原的衰弱一样,长江中游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注定要被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