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旨在分析目前正当防卫制度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根据前人理论与域外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研究。本文用抽样调查法,以2014-2016年广州刑事案件中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认定案例数量、比率及认定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对1997年《刑法》中正当防卫制度的研究,及本世纪二十年中前后十年里邓玉娇案、于欢案两大案例的分析,指出当前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认定在实践中比率过低,且基本以防卫过当认定为主,法院审判认定几乎完全遵循先前阶段检察机关认定而无独立性;即使认定防卫过当成立,但大量轻刑案件依然审前羁押率居高不下,判处刑罚中也未能显著体现认定成立后“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律规定;这些是正当防卫制度目前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的主要弊端。而立法不细化、司法认定繁琐、链式诉讼结构上认定时机与影响相背离则是造成以上弊端的原因。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以在司法实务中具有前置重要作用,及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为主体,提出从诉讼法上完善审前、审中、审后的认定监督,包括加大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力度、审慎决定批捕起诉,庭审中承担主要证明责任、在量刑建议和缓刑适用上体现防卫过当的认定影响,加大对法院、下级检察院该认定不认定的监督力度等,以及从实体法上修正由实务到司法再到立法修正认定中的种种误区,包括借鉴域外经验改进认定依据、产生原因、防卫范围等,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总结成熟做法,作为司法、立法解释参考,以期达到完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