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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患牙临床牙冠过短是口腔医师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有外伤龋坏导致的残根、残冠以及牙龈覆盖牙冠过多导致的美学问题,这些患者在进行最终修复时通常需要牙冠延长术(crown lengthening surgery,CLS)进行干预。CLS应用的最重要的原理是通过牙龈修整以及牙槽骨修整重新获得稳定的生物学宽度(biological width,BW)(本论文最终定稿时,生物学宽度的定义已经更新为塉顶上附着组织,考虑到在论文开始写作以及本研究进行时此定义还没有更新,另外生物学宽度的定义更易被人接受,遂在整篇论文内仍使用原定义),在为后期修复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保证固位和美学效果的同时,避免对BW造成持续性损伤。为保证术后效果,现行的CLS的方法要求术后新龈缘的位置距离修整过的牙槽嵴顶(alveolar crest,AC)的距离至少需要3mm,其中包括2mm的BW以及1mm的龈沟深度(sulcus depth,SD)。但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观察到以下的现象,即对所有拟行CLS的患者进行手术时遵循同样的标准,经过相同时间的恢复期,在准备进行最终修复时,患者表现出了不同的预后,有些患者的龈缘位置可以满足对于BW的保护以及修复体边缘位置的要求,有些患者的龈缘位置则过于向冠方延伸,造成临床牙冠仍然过短无法满足修复的要求。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牙周和修复科的医师,也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到国外对于这个问题也在进行不断的研究,但相关报道的结果并不一致,对待此问题的观点差异较大,而国内对此的研究也并不多见。在以往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中,似乎有一种共识,即牙龈生物型(gingival biotype,GB)对涉及到牙龈切除的相关手术的术后效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我们拟对牙龈生物型对BW以及CLS后龈缘的位置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初步探索不同患者在行使CLS时遵循了相同操作标准,而术后龈缘位置有所差异的原因,是否是由于不同的牙龈生物型本身术后牙龈组织恢复的过程不同,亦或是不同牙龈生物型的BW也存在差异,进而在术后牙龈恢复的过程中有不同的表现。BW的数值作为CLS术中操作的主要依据,对术后的效果不言而喻,而如何在术前准确的获得患者BW的数据显得尤为重要。对于BW的测量方法,国内外的学者均进行了大量研究,传统的方法有通过尸体取材制作切片后观察测量,或使用牙周探针测量龈沟底至AC的距离。而这些方法均不能做到在术前无创对患者的BW进行测量,锥束计算机体层摄影术(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在口腔各个领域应用已久,通过CBCT测量受试牙釉质牙骨质界(cemento-enamel junction,CEJ)到同一切面AC的距离来获取BW的数据是否与现行测量方法一致,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本研究主要研究以下问题:1.所有受试牙均使用牙周探针在术中测量其BW的数值,同时在术后3个固定时间点(CLS术后1月、术后3月以及术后6月)测量其龈缘冠向位移的相关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后,观察不同牙龈生物型的受试牙在CLS后固定时间点龈缘冠向位移量的变化是否有差异以及不同牙龈生物型受试牙的龈缘在CLS术后最终稳定的时间点,同时观察不同牙龈生物型的受试牙BW数值是否有差异;2.其他因素,如上下牙位区别是否会对CLS术后龈缘位置变化造成影响。3.所有受试牙在CLS术前均行CBCT检查,使用CBCT匹配的软件测量其BW的数值,比较使用牙周探针测量BW和使用CBCT测量BW的2种方法的一致性。通过以上的观察结果得出一定结论,为CLS的临床操作及预后提供参考及建议。方法:经过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后,选取拟行CLS的27例患者(年龄:37.59±13.71岁,性别:13例男性,14例女性),共40颗患牙(前牙14颗,后牙26颗;上牙16颗,下牙24颗),按现行通用标准将患者分为薄牙龈生物型(13例,年龄:40.23±15.01岁,性别:5例男性,8例女性,21颗患牙)和厚牙龈生物型(14例,年龄:35.14±11.87岁,性别:8例男性,6例女性,19颗患牙)2组,所有受试牙术前均行CBCT检查,术中使用牙周探针测量其BW以及SD,并且分别于术后1、3、6个月测量受试牙龈缘冠向移位量,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受试牙正中位点与邻接位点于术后3个时间点龈缘冠向位移量比较结果如下:二者术后1月(1.11±0.18vs1.25±0.20mm,P=0.00)、术后3月(1.28±0.30vs1.55±0.28mm,P=0.00)和术后6月(1.37±0.33vs1.61±0.26 mm,P=0.00)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正中位点龈缘冠向位移量明显小于邻接位点。2.薄牙龈生物型与厚牙龈生物型术后龈缘冠向位移量在各个时间点结果比较如下:术后1月(1.18±0.17vs1.23±0.11mm,P=0.2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3月(1.27±0.15vs1.68±0.14mm,P=0.00)、6月(1.32±0.14vs1.76±0.12mm,P=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薄牙龈生物型表现出更少的术后龈缘冠向位移量。3.薄牙龈生物型术后龈缘冠向位移量在术后3个时间点结果比较如下:术后1月与3月(1.18±0.17vs1.27±0.15mm,P=0.09)、术后3月与6月(1.27±0.15vs1.32±0.14 mm,P=0.2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厚牙龈生物型术后龈缘冠向位移量在各个时间点结果比较如下:术后1月与3月相比(1.23±0.11vs1.68±0.14mm,P=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术后3月龈缘冠向位移量与术后1月相比更大,但术后3月与6月相比(1.68±0.14vs1.76±0.12mm,P=0.0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所有受试牙在CLS术后3个固定时间点颊侧位点与舌侧位点龈缘冠向位移量比较结果如下:在CLS术后1月(1.20±0.16vs1.20±0.16mm,P=0.82)、术后3月(1.48±0.23vs1.44±0.31mm,P=0.54)以及术后6月(1.57±0.24vs1.50±0.31mm,P=0.29)二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5.上牙与下牙在CLS术后3个固定时间点龈缘冠向位移量比较结果如下:其中在CLS术后1月(1.20±0.16vs1.20±0.12mm,P=0.90)、术后3月(1.46±0.23vs1.47±0.29mm,P=0.94)以及术后6月(1.50±0.24vs1.58±0.29mm,P=0.38)二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使用牙周探针测量薄、厚牙龈生物型的BW(1.49±0.19vs1.80±0.21mm,P=0.00)以及SD(1.93±0.28vs2.24±0.41mm,P=0.00)的结果显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7.两种测量BW的方法上无论是所有受试牙总体比较还是进一步分为薄厚牙龈生物型2组后所获得的结果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所有受试牙(1.64±0.26vs1.69±0.20mm,P=0.11),薄牙龈生物型(1.49±0.19vs1.57±0.12mm,P=0.07),厚牙龈生物型(1.80±0.21vs1.87±0.18mm,P=0.61)]。8.测量前牙与后牙的BW(1.59±0.15vs1.67±0.29mm,P=0.42)以及SD(2.00±0.28vs2.11±0.43mm,P=0.44)的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1.CLS术后正中位点与邻接位点龈缘冠向位移量不同,前者明显小于后者。2.CLS术后颊舌侧位点与上下牙位置的区别并不是龈缘位置变化的影响因素。3.CLS术后薄牙龈生物型与厚牙龈生物型龈缘冠向位移量在3月开始表现出差异,并且在术后6月的差异更加明显。4.薄牙龈生物型在术后1月牙龈冠向移位趋于稳定,厚牙龈生物型在术后3月牙龈冠向移位趋于稳定。5.薄牙龈生物型与厚牙龈生物型的BW以及SD确有差异,薄牙龈生物型的BW以及SD均小于厚牙龈生物型的BW以及SD。6.使用CBCT测量所得BW的数据与使用牙周探针测量所得BW的数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