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翻译活动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制度化翻译是复杂的翻译形态，是在社会学视角与框架下对制度与翻译实践的内在双向动态制衡进行的研究，“制度化译者”为译者研究尤其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其中国家翻译实践是制度化翻译的典型形态之一。西德尼·沙博理作为当代中国国家翻译实践的独特参与者，在其长达51年的翻译生涯中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国内学者已对译家沙博理开展了多视角的研究，且已有研究通过梳理沙博理的翻译实践来探讨其翻译思想，并提出“沙博理翻译模式”。但纵观研究现状，相关研究多围绕沙译《水浒传》展开，对沙博理翻译生涯的划分也多以“新中国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三十年”为依据，未来研究无论在深度与广度方面亟待拓展与丰富。本文共五章。第一章介绍本研究的背景、目的、方法以及研究意义。第二章对译者研究，译者行为研究以及国内沙博理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据本文搜集的数据信息梳理出当前的成果和不足。第三章引入“制度化翻译”视角，介绍进行译者行为研究的工具，并对两者相结合的合理性予以说明。第四章主要结合沙博理在《中国文学》（英文版）杂志的翻译实践，将其翻译生涯新划为三阶段1951-1959；1960-1983；1983-2002。通过分别对前两个阶段的“制度化翻译”境况进行描述，并结合沙译《保卫延安》节选（《中国文学》，1956）与全译本相应译文（外文出版社，1958）的对比分析，以及沙译《创业史》节选（《中国文学》，1964）的个案分析，历时探究“制度化译者”身份对沙博理译者行为的影响。第五章总结全文，点出该研究的不足，并结合资料与数据提出以供后续研究的论题。本研究通过首次融合两个具有翻译“社会转向”的翻译理论与视角，即“译者行为”与“制度化翻译”，并基于《中国文学》（英文版）杂志的详细数据，对类属制度化翻译下中国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沙博理及其译者行为进行了探究。本研究发现，“制度化译者”身份对沙博理自我身份归属产生了历时影响，并使得沙博理的译者行为在制度化翻译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