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框架变化公约（UNFCCC）出台以来,印度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为一个关乎权利分配的全球性问题并强调气候发展的公平权利。始于“京都议定书”以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印度在捍卫“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印度召集了一个由72个国家组成的“绿色组织”,以促成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却不用做出任何承诺的议定书。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有两个目标:1)帮助非附录I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即防止出现危险性气候变化;2)促使附录I（工业化国家）实现其排放量化限制目标,保持温室气体（GHG）排放上限承诺。该议定书的要义在于,承认通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技术转移,寻求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是非常必要的。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之前,印度热衷于组建包含巴西、南非、中国在内称之为BASIC的联盟。印度首次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提出自愿减缓承诺,并主动减少国内的碳排放,例如降低工业生产的能源强度,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耗和扩大植树造林率,并且通过了新的环境法案、官方项目以及建立各种环境机构。印度在实现国家自主减排贡献目标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在2015年“巴黎协定”中提出了减少35%碳排量的目标,并通过组建国际太阳能联盟,提升太阳能的利用与发展。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无论是外交政策理论还是现有的外交理论亦或是国际关系理论,都不能清楚地解释国际谈判中存在的国家选择/行为不断变化的现象。因此,可总结出如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同意改变其在国际谈判中的立场,而有些国家却不同意,尤其在气候谈判方面?气候谈判已经拖延了27年,一个主要的角色退出了会谈,普通成员国成为了重要决策者。印度被许多国家视为气候谈判中协议的破坏者,但在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上印度放弃了旧的战略,并在战略上承诺自愿减少其碳排放。本文认为传统的国际关系解释方法无法有效地解释印度在气候谈判问题中出现的外交政策突变;本文所提出的解释模型有助于解释各国在短期和长期内发生的对外政策改变。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为,所有国家均为自身利益而不懈努力。研究思路尽管本文提出的解释模型和众多双重博弈理论相似,但并没有忽视国内国际两个层次的受众,而是在引入了外交政策遵循/追求的两个因素,即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寻求“以声望为基础的利益”。在气候外交方面,从国内层次看,印度采取了环境友好政策,以节约能源,从而消除贫困;从国际层次看,印度希望被视为全球一级的负责任的行为体。以前和现在的印度均追求在国际领域实现国家核心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外交政策所追求/遵循的国家威望,不仅局限于气候谈判领域,也体现在其他领域。这种威望将进一步导致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对另一个国家实行防御性外交政策。研究意义第3章中“3.1.贫困对印度的影响”节提到了印度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联合国难民署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进一步将其阐述为“贫穷是污染者”,这甚至早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诞生。因此,印度在气候外交谈判中始终坚持“公平”立场。许多印度的实践者用他们自己对印度公平立场的解释来补充这些想法。自独立以来,印度的外交政策以“不结盟运动”著称,即不受超级集团的任何影响,也以在国际领域寻求政治空间进行进一步谈判而闻名。本文第2章和第5章中详细阐述的尼和阿加瓦尔出版的《不平等世界中的全球变暖》,它便以权力的均等原则为基础。因此,如第4章所述,印度学者将官方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进一步地进行了阐述和赞扬。但为了平衡和提出新的洞见,印度学者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前后就印度的立场写了大量的文章,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印度被许多国家称为交易撮合者。这一点在第4章（4.8）节,灵活应对气候变化的辩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核心观点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由权力决定,并受两个重要因素制约:意识形态（条件选择）和利益（情境选择）。在此基础上,我们增加“威望”作为一种可自由选择的因素,它在国家推动/支配其外交政策决策时也非常重要。意识形态因素包括与历史和文化相联系的身份认同。一个国家的条件选择取决于历史塑造的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塑造国家政策。情境选择则完全可以处理为一个实证性因素,前提是不将其与社会建构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相联系。然而,威望作为一种可自由选择的因素,对国家来说（影响）有限,因为它取决于某个国家或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有多大的野心。随着约瑟夫·奈等对软实力的引进,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国家不仅在军事和经济上寻求硬实力,也在寻求接受它的受众。无论是从软性平衡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概念,还是从葛兰西霸权主义的棱镜来看待,它的最终目标是在追求其影响下的主导。鉴于国家的自由选择权,有些国家的威望表现为“软实力”,而另一些国家则表现为“霸权”。印度在气候外交方面的外交政策演变影响了印度内外的政策制定者。干预变量“威望”解释了为什么印度决定自愿减少碳排放目标,放弃或违背旧的协议谈判策略。为了进行案例分析,本文进行了深入案例研究,分析了印度在气候谈判中的防御性外交,以及印度呆板或多变的谈判战略。本研究的结构分为六章,从第1章引言开始,接下来为各章节的分析内容,最后是第6章结论。第2章从气候外交的角度对印度外交决策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构想。阐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双重博弈等已有理论,以及其他理论。然而,在现有文献中,大多数案例都是表意的案例研究。因此,本章阐述了超越数据归纳的假设归纳。它试图进行理论建构,而不是依赖现有的理论本身。第3章阐述了印度环境与气候脆弱性,如果没有该内容,则很难对硬度国内政策进行理解。印度是一个民主大国,对其存在也有二元对立的看法。蓬勃发展的国内生产总值被称为印度的崛起力量,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则扩大到了雄心勃勃的负责任大国力量。人口密集的挑战,尽管增长率很高,但贫困人口居多,其次是能源需求,导致了国内部分地区的生态危机。因此,本章阐述了印度当前和未来政策面临的持续挑战。第4章说明了印度如何维持其相关政策,并阐明气候变化问题的国内相关制约因素。印度在试图平衡其现状和国际压力的同时,为商业集团提供空间,巩固其在印度的长久地位。它也有助于印度通过中央、州和以下层面的法律统一,从上到下构建其气候政策。这有助于制定国家确定的行动计划,作为在巴黎会议上提交的计划文件的基础。第五章讨论了印度对国际谈判的参与,以及金砖四国（巴西、南非、中国和印度）等新兴集团如何在联盟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孤立的恐惧和其他国家外交的变化,导致印度从坚持僵化政策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展示了国家为追求声誉最大化目标,可在外交决策中进行的自由选择空间。最后,第六章在一个简短的结论部分讨论了“威望”的相互作用,它在外交决策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导致谈判的失败和成功,是进一步博弈的入场券。因此,本章提出了进一步检验防御性外交案例研究的紧迫性,它们已经在许多历史危机中发挥作用。因此,本文对国家在某些具体谈判场景中选择同意/不同意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解释,并丰富了印度气候变化相关现有的文献,尤其从国家外交政策的特定视角做出了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