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稳定的政权、统一的思想和发达的教育,为雄安科举考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尊经崇儒的指导思想直接调控着科举考试的方向和价值,兴教化民的建国方略促使雄安县学、书院、社学和义学大规模重修与新建。这些教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组织教学,完全为科举服务,成为科举的附庸。同时,程朱理学与雄安地域思想相互融合,共同影响着雄安士子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明清科举考试形成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的四级考试程式。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雄安士子依次参加由所在地知县主持的县试、保定府知府主持的府试和学政主持的院试,通过者取得“秀才”功名。然后进入官学学习,参加岁试和科试,录取者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之后他们前往顺天府参加乡试,获得“举人”功名,接着参加会试和殿试,取得“进士”功名。同时,明清时期雄安科举考试也取得较为不错的业绩。通过对雄安三县及第士子的时空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发现明清雄安科举举业一直居保定府中流,成绩平稳,但是雄安三县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安新荣登榜首,雄县位于中流,容城居末流。雄安也产生较多的科举家族,有侯瓒家族、孙奇逢家族和陈德荣家族等。他们将家族文化与科举文化相结合,产生强大的科举力量,代表着当地的科举实力。进士群体是雄安科举举业的荣光,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创造不凡的成就,是雄安业绩谱上的重要一笔。科举考试在雄安发挥许多正向作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选拔国家官吏人才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选拔”功能随之带来雄安社会阶层上下流动或平行流动,并促进社会结构的变革,产生士绅阶层。科举考试又与雄安文化相结合,培育出了慷慨悲歌、正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朴厚务实、救济时艰的学术风格。读史以明鉴,对明清雄安科举考试进行研究有利于扩充雄安新区历史文化资源,提高新区建设对人才的重视,大力培养和引进创新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