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障亲子关系的延续,回应社会之呼吁,2001年修订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时借鉴外国之立法创设探望权制度。但是,实践中,执行依据不明、义务人不协助、第三人阻挠探望、子女拒绝探望、探望权滥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探望权之权利义务内容不明、未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无系统行为强制执行措施指引的情况下,司法机关难以确定探望权内容、难以确定协助义务人、难以界定协助义务履行情况,如何考量儿童意愿、如何中止探望、如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问题也待解决。本文分为四个章节,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第一章,探望权及其强制执行的特殊性。首先,明确探望权是因亲子分居而产生的权利,其权利主体既包括监护人也包括儿童,是一种身份权。探望权的内容从儿童利益最大化和保障权利实现两个方面来确定。其次,探望权强制执行的标的是探望行为,而非子女的人身。子女非被执行人,且为探望权权利主体。最后,探望权强制执行具有区别于对其他行为强制执行的特殊性。探望权涉及情感因素,且行为主体关系亲密,探望权的强制执行相较于其他行为的强制执行周期更长,内容更丰富,手段更多元。第二章,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探望权及其强制执行的比较与借鉴。主要介绍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探望权制度及其强制执行体系。各地均将“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处理探望权案件的首要原则,美国形成以惩戒措施为主的刚性强制执行体系,澳大利亚、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除了适用惩戒措施,也建立了柔性措施以缓解家庭冲突,形成了一套刚柔并济的探望权强制执行体系。第三章,我国探望权实证分析。其一,为缓解家庭冲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慎用间接强制执行措施,优先适用执行和解,但需进一步完善执行和解制度。其二,针对执行依据不明这一问题,执行法院尝试通过组织协商、函询执行依据的承办人、促成执行和解协议来解决,但目前效果不佳。其三,整个法院体系没有统一对于儿童意愿的认识,对儿童表意方式、表意环境、和表意真实性的考量全凭执行法官的经验。其四,对于协助义务的认定,部分执行法官依靠执行依据,部分执行法官从影响权利实现的角度考虑,后者更有助于执行法官掌握案情,适用适宜的强制执行措施。协助义务主体还应包括作为实际抚养人的同居亲属。其五,通过对探望权中止事由、恢复探望以及强制执行中止的法律规定的分析,发现探望权中止的认定应通过诉讼进行。第四章,我国探望权及其强制执行的思考。第一,在民法典和强制执行法中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保障未成年子女在执行程序中表达意见的可能性及真实性;第二,统一探望计划的考虑要素,便于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探望权内容,避免执行依据不明;第三,将与子女共同居住的事实上抚养人纳入协助义务人中,并明确协助义务的内容,防止义务人逃避其义务;第四,加强亲职教育,优化执行和解,适用灵活探望方式,在执行程序中弥合亲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