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自由观“始于意识,终于主体性”。他将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论”结合起来,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人学现象学”,在本体论上证明了人的存在特征——绝对自由。萨特沿着胡塞尔之路在意识中将现象学进行还原到底,其绝对自由观在本体论上正是奠基于还原后的彻底透明的“反思前的我思”之上,系统地揭示了人在本体论上的彻底存在状态就是自由,萨特从纯粹意识出发,在本体论上揭示自由、意识、虚无、自为、选择实则逻辑同构,其绝对自由在现象学本体论上是自洽的,且实质上就是一种意识自由,生成于意识(虚无)与存在、自为与自在的关系之中——自由就是通过对自为所是的存在(过去)和自为身处其中的存在(处境)的双重虚无化而实现。但其从意识出发的自由在本体论上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他人的限制,他人与我是一种存在与存在关系,他人完全外在于我的意识,是另一个“自为”,自为之间的“交互超越性”所造成的冲突关系对萨特的绝对自由形成了一种本体论上的威胁。当萨特的绝对自由从现象学中“绽出”,意味其绝对自由失去了所有的预设前提,萨特坚持把自由理解为人的绝对自主性,理解为不依赖于上帝与权威指引的自由选择及其责任担当,一切价值和道德的基础都是从人的自由存在中所构筑和赋予。萨特将自由视为具有绝对至上的意义,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到极致,这虽然极大地彰显了人的尊严,给予人无限可能性,然而这种绝对自由观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主体主义,这种绝对自由极易导致极端的个体主义的后果,所以萨特始终无法有效协调好绝对自由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导致他后期对此进行反思并发生思想转向的一个根本原因,终归,无道德前提的主体性哲学是萨特自由观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