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取得在中国的合法地位，积极地向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靠拢。佛教经过南北朝、隋唐，儒释融合程度不断加强，到了宋代，儒释会通达到了最高峰。佛教以儒释会通的方式不断中国化，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层统治阶层为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不断支持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历代僧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在宋代僧人中，契嵩可谓是儒释会通成就最大的一个。契嵩深谙儒家经典，面对宋初儒者掀起的“排佛”浪潮，他用系统的理论和雄辩的论争，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契嵩的儒释会通思想是在继承前人“儒释一贯”思想的基础上，以佛教儒学化的方式调和佛儒，终以《辅教编》为标志的儒迹佛本、儒道合于佛道的思想为归宿。文章主要从孝道、中庸观、心性论三个方面对契嵩的儒释会通思想进行了重点论述。在孝道方面，契嵩以佛教的五戒十善来比附儒家的五常，以此会通儒释的孝道观。在此过程中，系统提出了“孝为戒先”、“孝有戒之蕴”、“戒孝合一”的孝道思想。在中庸观上，契嵩重点阐发了“中庸为至道”的观点，以此为基础，逐步将儒家的“中庸”与佛教的“中道”等同起来。在论述心性论时，契嵩把儒家的性、情引入了佛教的心性论，以心性本觉说为基础，系统阐发了“真心一元论”的心性思想。契嵩的儒释会通在宋代影响巨大，其对宋代儒学的本体论转向和佛教的儒学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契嵩的儒释会通思想，对于当今的中西文化会通思想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