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音韵体系从上代起开始形成,经过漫长的历史融合、分化、演变等过程,直至1946年现代汉字假名遣的发布后,完整的音韵体系才定着下来。日语音韵体系不仅仅是日本本土人民的结晶,也深受其他各国的影响,比如朝鲜语,汉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和英语等。在这个吸收和取舍的历史过程中,中日两国的音韵体系有着源远流长的关联。汉语音韵体系对于日语音韵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日语汉字音包含了吴音、汉音、唐宋音这三大方面,其中,吴音和汉音的影响在各层别的交流过程中是主要层别,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的中古音音韵体系的代表时期。所以研究日语的吴音和汉音的异同及原因,是本文的重点。笔者通过对日语《常用汉字表》中的汉字进行逐一查找,以藤堂明保的《学研汉和大辞典》,诸桥辙次等著的《广汉和大辞典》为日语吴音和汉音的调查基准,以各汉语音韵学者对中古音汉字的构拟音值(吴音为《玉篇》、汉音为《广韵》)为论据。为了进行更细微和深入性的研究,所以对此次论文同时设定了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以现代汉语主韵母为/a/的汉字为范围。由于现代汉语主韵母囊括的内容较多,且韵母/a/的发音特征最为稳定。所以在固定了最为稳定的不变项之后,则其余变项对于吴音和汉音的影响就更为明显。第二、以对应于中古音牙音和喉音的日语汉字为范围。由于对应于牙音和喉音的日语汉字的子音发音都为ka行(ga行)音,所以在确定了子音的不变项以后,可以对其母音的吴音和汉音的异同(变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汉语声母和日语子音、汉语韵母和日语母音的关系,对日语汉字的吴音和汉音的异同,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其原因。并对音韵体系的变化现象、原因和规律模型进行了尝试性的构拟。但是由于上述划定的两个条件的限制,所以本文的重点主要和汉语韵母相应的日语母音的吴音和汉音的对比研究上。全文分为5个部分,分别为序章、第一章至第四章本论和终章,最后再附上参考文献和谢辞。下面简要的阐述下本文的内容结构。序章中在明确了本次论文提出的原因以及目的后,在总结前人的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找到其创新点和不足点,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并简单概括了以下各章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中日音韵概观”。本章主要阐述了在日语音韵体系的演变过程中,汉语吴音体系和汉音体系对于日语影响的重要地位,以及中日语音音节中“声母”与“子音”、“韵母”与“母音”的关系以及“等”的定义,并对本文中所提及的“吴音”和“汉音”的本义进行了更为严密的划定：通过对大量书籍的查找和判定,作者认为“吴音”的形成并非以江南音为“母胎”,而是日语旧系汉字音和中国魏晋南北朝传入的中国汉字音的集合体。而“汉音”由于在中国音韵体系逐渐的影响下形成,所以其仍有包含“吴音”的可能。而对于“等”的定义问题,笔者对其进行了质疑,将在本文中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商榷。第二章“主韵母为/a/的汉语中古音牙音汉字的中日音读对比研究”。本章以牙音汉字为范围,首先对应声母和子音的关系,对日语汉字的吴音和汉音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吴音和汉音体系中,见母和溪母汉字的日语子音皆不存在有气音和无气音之分,以无气音的形式存在；但是在汉音体系中,群母汉字则舍去了清浊音的差别(在吴音中尚存),皆为“清音”。其次,对其以主韵母/a/汉字为中心的韵母和母音的关系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研究,在横向研究中,从细微点出发。对各韵母内部的异同和原因进行了逐一深入的分析；在纵向研究中,以韵尾和介音为分类基准,对对应于中古音的韵母变化和与其相对应的日语母音以及介母的变化展开了研究,深入分析了造成此异同的原因。第三章“主韵母为/a/的汉语中古音喉音汉字的中日音读对比研究”。本章以喉音汉字为范围,首先对应声母和子音的关系,对日语汉字的吴音和汉音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在吴音和汉音中晓母和匣母汉字的日语子音保留了无气音的特征,且在汉音体系中,匣母汉字舍去了清浊音的区别(在吴音中保留),皆以“清音”存在。此外,在匣母汉字中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子音现象。其次,对其以主韵母/a/汉字为中心的韵母和母音的关系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研究,在横向研究中,从细微点出发,对各韵母内部的异同和原因进行了逐一深入的分析；在纵向研究中,以韵尾和介音为分类基准,对对应于中古音的韵母变化和与其相对应的日语母音以及介母的变化展开了研究,深入分析了造成此异同的原因。第四章“含主韵母为/a/的汉语中古音牙音和喉音汉字的中日音读综合对比研究”。本章是本文的重点。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基础上,本章首先对应牙音和喉音汉字的声母系统和子音系统的关系,分析了日语汉字子音在吴音和汉音上的异同,并总结了造成异同的原因。其中,在吴音体系中,牙音和喉音汉字的子音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不存在有气音和无气音之分；二是保有清浊音之分,但还存在除了清浊音之外的其它一些特殊读音。究其原因在于发音特征的不同和历史原因两点。在汉音体系中,牙音和喉音汉字不再存在清浊音之分,统一为“清音”。其原因主要在于历史原因和日语本身音韵体系的分合。而牙音和喉音汉字的子音的吴音和汉音的共同点则在于都不存在有气音和无气音之分,不同之处在于吴音中保留了清浊音之分,而汉音中则不存在此区别,皆以“清音”表记。造成此异同点的原因在于历史的变迁和音韵体系中“提高语言性能”的目的所在。其次,对应牙音和喉音汉字的韵母系统和母音系统的关系,对日语汉字母音在吴音和汉音上的异同进行研究并详细分析了其异同的原因。得出日语牙音和喉音汉字母音的吴汉音的异同及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介音、等类、谐音和长母音。其中在介音上的异同体现在：介音/u/对日语母音的吴汉音不造成影响；在吴音体系中,主母音因介音/I/的存在由“ア”变为“才”,因介音/i/的存在由“ア”变为“工”；在汉音体系中,介音/I/已转为介音/i/,故其主母音都由“ア”变为“工”。究其原因在于两大方面：一是介音/I/和介音/i/的问题；二是介音/i/和介音/u/的问题。前者的原因在于发音特征和古日语中假名甲乙类的归属问题；后者的原因为音韵的历史变迁、日语内部音韵体系的变化(即合口介音/u/的“缩约”过程和开口介音/i/的表记方式以及相应的等类影响问题)和内部舌位的发音三点。在等类上的异同体现在：对应于中古音二等的日语汉字的主母音的吴音为“工”,汉音为“ア”,且其需在两个条件下成立,一是此汉字在中古音音韵体系中不对应于“江”部；二是无论是否存在介音/i/或者是/I/,都遵循“二等优先”的原则,不受介音的影响。其原因主要在于等类问题为介音变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且三等和四等类问题和腭化成分有关。在“谐声”方面,由于日语中的“类音字表记法”的出现,使得汉语中的谐音现象也完整的影响到了日语音韵体系,从而影响了日语汉字吴音和汉音的母音发音。在“长母音表记”方面。由于在日语母音融合的过程中,主母音“ア”和副音“ウ”经过“同化”现象,最后演变为长音表记“才一”。最后,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微观和深入性的研究之后,从宏观上推演了音韵变化的现象、变化原因、并构拟了相应的音韵规律和在汉语音韵体系影响下的日语音韵变化模型。其中,音韵现象主要体现在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本文中亦从“迁移”现象追及了音韵的变化表现。在研究音韵变化的原因时,笔者以人与人(即主体和客体)的交流过程出发,加入了构成人为因素的对心理要素和发音要素的认识,在“模糊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两个方面,分别从“记忆模糊”对中日音韵交流过程中听取、复述的影响和日本人学习汉语音韵时的发音“迁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终章对全文进行了概括总结,并针对性的指摘出本文的不足,提出了该领域相关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