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城市的物质资源、能量资源和空间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城市规模的扩张与城市人口的剧增促使了一系列“城市病”的暴发,交通拥堵、住房困难、水资源紧缺且浪费严重……为解决这些问题,智慧城市的建设刻不容缓。智慧城市是指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对城市进行智慧化的管理,其建设和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理想的智慧城市对公众的保护和监管是完美的。然而,受种种条件限制,尚处于建设中的智慧城市对公众的隐私存在诸多不良效应,如隐私被泄露、被窃取,被不合理收集与被不合理利用等威胁。随着公众的隐私意识与维权意识的觉醒,在存在一系列隐私风险的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受到隐私风险威胁的公众与智慧城市建设进程的矛盾日益突出,进而可能导致更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城市管理更加混乱与无序。公众对智慧城市中各智慧系统对隐私收集、处理与应用流程认知不足,很容易产生不确定性的隐私风险感知,这既阻碍了城市智慧化的建设与管理,也可能破坏社会秩序的稳定。公众的隐私风险感知与智慧城市的隐私风险管理密切相关,与智慧城市的后续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隐私”问题则没有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和隐私计算理论,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选取了个体因素(隐私泄露经历、隐私敏感度和公民智慧素养);政府因素(隐私政策、政府信任);社群因素(社群影响)作为初始隐私风险感知和持续隐私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另外,本研究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中的社会缩小效应作为调节变量,讨论了个体因素、政府因素和社群因素与持续隐私风险感知的关系。以隐私披露行为为预测变量,以初次隐私风险感知和利益感知为自变量,探讨了初始隐私风险感知和利益感知对隐私披露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构建出本研究的智慧城市背景下公众隐私风险感知的概念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分析已回收的数据并得出本研究结论。本研究发现公众的初始与持续隐私风险感知均受到隐私泄露经历、隐私敏感度、公民智慧素养、隐私政策、政府信任与社群影响的显著影响,此外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缩小在隐私敏感度、隐私政策、政府信任、社群影响与持续隐私风险感知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另外,通过对控制变量的分析发现被试年龄、性别、学历和职业的不同,其初始隐私风险感知、持续隐私风险感知与隐私披露行为部分存在显著性差异。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从政府视角提出了完善智慧城市中公众隐私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