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柏拉图所建立的“幸福城邦”“第二幸福城邦”“克里特城邦”、奥里留·奥古斯丁所建构的“上帝之城”,还是伏尔泰的“黄金国”、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幸福社会、傅里叶的“新世界”都彰显了理论界探究幸福社会建设生生不息的执着。无论是《尚书·洪范》的五福论,还是孔子的大同世界、孟子的小康社会,都寄托着人民对幸福社会的美好向往。马克思恩格斯以不断超越的理论胆识与不可比拟的创造力对幸福社会理论进行了探索,并且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其理论得到了实践的呼应与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幸福社会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带着愉快心情进行的联合劳动”、“消灭贫穷与富有对立的普遍幸福”、“自由平等博爱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其理论特征呈现三个统一：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继承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影响幸福社会的基本要素包括：异化劳动影响幸福社会的经济基础,正义影响幸福社会的政治环境,自然生态影响幸福社会的外部条件。幸福社会的实现条件主要包括：物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社会的高度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幸福社会的美好蓝图必须通过有效途径才能实现,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铲除雇佣劳动制度、夺取政权之后的民主建设、走向人和自然的和解等多个方位作出了有力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解放身陷苦难与不幸的人民并为大众谋求幸福生活为重要奋斗目标,对于如何建设幸福社会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代领导集体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幸福社会理论,但他们在为人民谋幸福的社会建设实践中作出的理论贡献,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幸福社会理论闪耀着中国特色的光芒。毛泽东开辟了“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的新纪元；邓小平以发展的硬道理夯实了幸福社会的物质基础,以共同富裕确定了幸福社会的发展航向；江泽民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与幸福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拉开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幕,使中华民族在建设幸福社会的道路上迈向一个更高台阶；胡锦涛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幸福社会,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本质是幸福发展观。无论是消除金融风暴影响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幸福危机,还是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导航,都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幸福社会理论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一场以幸福社会建设为目标的幸福革命正在兴起,中国速度转型中国幸福的步伐悄然而至。马克思恩格斯幸福社会理论对于建设幸福经济、幸福政治与幸福社会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幸福社会理论对幸福经济建设的启示主要包括倡导从效率经济转向幸福经济的经济转型、推进企业责任运动、追求时间财富。对幸福政治建设的启示主要包括更加注重公平推进幸福中国建设、坚持公共政策的幸福导向激发政治参与。对于幸福生态建设启示主要包括倡导幸福转型、推动绿色发展、主体维度从经济人到幸福人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