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写书法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常事，而时日跨到21世纪的今天，书法不再普及了，能懂书分五体的人已不多见，更不指望有较多的人会理解隶楷的存在。习惯被人们忽略的“细节”往往蕴含着丰硕的能量，隶楷就是此类别中的一种典型、一个范例。 隶楷在唐代以前是普遍存在着。在汉代，隶楷是古隶向行草、楷演变的过渡性书体，较草率的隶楷与早期行草是很难区分的。钟王楷法的成熟终止了隶楷的过渡性，但隶楷继续存在着，由于应用范围的扩大，隶楷的书写形式变得多样化了，如有写经式的隶楷、碑刻式的隶楷、摩崖式的隶楷等存在。古朴、大气的隶楷一方面给二王新体提供了营养，另一方面衬托了新体的灵巧、别致，使得二王书法更加出类拔萃。 到了唐代，因为新体已完全成熟了，反观隶楷用笔的单调、结体的重复使得它不适合社会的任一场合，结果是隶楷灭亡了。隶楷形的灭亡不等于它的精神也随之死亡，颜真卿参透了隶楷的实质，将隶楷的古朴、雄浑融化在新体行草中，创作了最富有隶楷精神的行草杰作——《座位帖》。这样，从隶楷到行草的转变，使得隶楷获得了第二生命。 隶楷的第二生命给书法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开阔地带，即碑帖互融的康庄大道。帖学派自二王一出，就日渐衰弱了，碑学派如金农、吕凤子一味地往隶楷的“古拙”去发展，“剑走偏锋”是难于避免的。相比之下，康有为还是能始终站在碑帖互融的康庄大道上，古雅、雄浑但略显粗糙了。而精致、古雅、大气的《座位帖》的成功给人的启示是，书法杰作的产生不但需要合理的书法技巧，还要有丰硕的隶楷精神作为后盾。 本文分上下篇来阐明从隶楷到行草的审美变化。上篇是从隶楷的进程来看审美的变化。隶楷的进程是指隶楷的形成、发展和灭亡。研究隶楷，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其界定范围在哪里?因此第一章设立的题目为隶楷的界定与范围，接下去三章分别是隶楷的形成、发展和灭亡，旨在构建一部完整的隶楷书法史。论述隶楷史离不开审美，如把隶楷的捺笔描叙为质朴守拙、憨态可掬，因为它的本该潇洒出锋的波画到了末端却缓缓止住了。北朝后期“洛阳体”衰退，隶楷又盛出，正是审美变化的缘故。 广义的隶楷指的是包含隶书和楷书在内的两种大书体，狭义的含义是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本文所指的是后者。隶楷可与“通俗隶书”、“新隶体”、“写经体”、“北凉体”、“碑石刻经”、“摩崖刻经”、楷隶、楷正、隶真等相比较而存在的。“通俗隶书”、“新隶体”、“写经体”、“北凉体”、“碑石刻经”、“摩崖刻经”、楷隶、楷正、隶真中字的体势从整体看是属于楷的，又带有明显隶意的，都可叫隶楷。 隶楷的形成是在汉代，这时，隶楷起源于“新隶体”，并从“新隶体”中发展出来，它的起源与“新隶体”的起源是同祖的，这一点类似通俗隶书与典型隶书的关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审美的变化来看，隶楷的一大功劳是造就了钟繇楷书，同时隶楷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写经体、碑刻文字、摩崖榜书等都可以看到隶楷的存在。 写经体可分佛教写经体和道教写经体。目前能看到的道教写经都是唐人写本。现存最早的佛教写经为西晋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据刘涛分析，此卷是伪作，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国志·吴志》、《妙法莲华经》、《优婆塞戒经》等。它们的横画多半由尖起笔到厚收笔，跟成熟隶书的“一波三折”式的横画大不一样，呈三角状，行笔直过，直截了当；竖画与撇画的起笔为方头，捺画的收笔不作波挑状，而是在收尾前处突然停顿，这样，整体呈古拙、刚健、质朴之美。 碑刻隶楷的起源可见东汉元初二年(115年)的刑徒墓砖，写得率性、天然之极。碑刻隶楷中有一种是属于书与刻有很大不同的。以《爨宝子碑》为例，若用毛笔去表达那种效果，肯定是行不通的。于此同类的还有东晋《王闽之墓志》、 《王兴之夫妻墓志》、《王丹虎墓志》等。此几种的书法风格是一路的，方笔方体，棱角直出，横画宽结，写得也算是质朴、大方。与《王闽之墓志》、《王兴之夫妻墓志》、《王丹虎墓志》相比，三国吴的《谷朗碑》的书与刻就比较接近。此碑气格高古，浑然天成，堪称是隶楷中的极品。《爨龙颜碑》(458年)出自地处“蛮夷”之地的云南，是隶楷中接近楷书的书体，不管是用笔，还是结构，变化极大。其大小、正斜、方圆、疏密都变化多端，奇趣横生。 摩崖刻经是放大的写经体。由写经小字扩展为擘窠大字，由纸转到摩崖上，洋洋洒洒，气势磅礴，这是任何碑帖难于望其项背的。 隋朝统一天下，南北书风合流，新体楷书定型才有可能。有唐帝王重视书法，尤尚新体楷书，欧、虞、褚、颜、柳诸体一出，新体楷书便以完全成熟的姿态崛起于世。这时隶楷书基本上是荡然无存，即使有，也是个别的，如隋的《斛斯枢砖志》。 隶楷发展到唐代受阻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隶楷自身的局限，另一方面是新体书法的发展正蒸蒸日上。隶楷的局限是用笔单一，结体平板，书刻者文化素养有限，书法的实用性大于艺术性，能让后代人看到闪光的地方多半是因为偶然的因素。新体书法开拓了一个新天地，从王羲之开始，经唐太宗的大力提倡，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不断地推陈出新，演绎出一部多彩多姿的“帖学”书法史。清代中后期，“碑学”振兴，特别重视书写楷、行、草时要融入篆和隶的笔意。本来这时隶楷书应该“重放光芒”才是?为何却迟迟不见它的身影?原来隶楷已升华到行草，如金农和康有为的行草书里就有较多的隶楷身影。因此，从隶楷到行草，隶楷的发展空间得到了开拓、升华。 从书法面貌上看，王羲之基本上是否定隶楷，所创造出的新体行草书是继承了隶楷的古质，但他的书法面貌毕竟离隶楷最远。 隶楷形的灭亡不等于它的精神也随之死亡，颜真卿参透了隶楷的实质，将隶楷的古朴、雄浑融化在新体行草中，创作了最富有隶楷精神的行草杰作——《座位帖》。这样，从隶楷到行草的转变，使得隶楷获得了第二生命。颜真卿变法出古意，是又重新继承了隶楷的优秀品质，即用帖学的用笔去书写碑派的古质。金农和吕凤子的隶楷式行草可看作是“小而精”之作品，那么康有为的榜书就是“大而粗”之大作，这些皆不及颜真卿古雅又精到的“正大气象”之杰作。 从行草书去学行草书，就会陷入迷恋书法技巧的审美变化的误区。若从求楷到行草，兼顾帖学和碑学，并以颜真卿之所以能成为颜真卿的方法为榜样，就可能开创出自己的书法的正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