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是刑事诉讼法的中心问题,是衡量一国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对被告人人权保护和尊重的必然要求。近代刑事诉讼法史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试图以“近代”为时间点,以“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为立足点,希望通过对近代刑事被告人权利的移植、变化、发展过程的梳理,在立法和实践方面汲取有益经验,为我国当代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完善起到借鉴和启迪作用。首先,要想对刑事被告人权利确立的过程进行研究,我们必须弄清刑事被告人的基本原理。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告人这一概念做出了合理的规定,它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以是否提起公诉为分界点,提起公诉前称为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后才能称为刑事被告人。从之前被告发后统称的“犯人”到现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一称谓的变化折射出法制的进步性,更体现出我国对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的重视程度。清末修律打开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大门,也由此揭开了中国法律制度近代化的序幕。清末以来,我国逐渐开始向西方学习,引进公开审理、疑罪从无、程序法定等一系列原则,赋予了刑事被告人广泛的诉讼权利,这些都加快了中国传统法制向近代化转变的进程。虽然清末的诸多法律未能颁行,但是并不能否认它的进步性。北京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在清末法制变革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确立从新兼从轻的原则,废除有期徒刑等级制,建立律师辩护制度,赋予被告人不受法庭束缚身体的权利、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等。另外,在清末监狱改革的基础上,加强监狱立法体制,不仅重视对监狱犯人的管理,而且完善对监狱官的选拔和任用,建立起新的监狱法律体系。但北京政府时期对刑事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军阀过多干预司法,县知事兼理司法,刑事被告人权利保障制度内容与实践存在诸多脱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走向成熟。刑事被告人权利实施取得诸多亮点,如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明确羁押和审判期限、提高司法官水平,但南京国民政府在本质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它绝不可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特别刑事法庭的建立、特别刑事法规的颁行,使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成为一纸空文。从以上的梳理中可看出,虽然中国近代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并不完备,但随着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立法理念的进步、对立法质量的重视,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也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有了十分显著的进步,为我国当代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