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教育建筑的修建及地方社会互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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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参加导师2013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荆楚碑刻文献的集成整理与研究》课题所承担的一个分支——黄冈地区地方志碑刻集成整理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成果。论文以黄冈地区地方志和《湖北文征》两种文献中的碑刻作为主要材料,以课题项目组在湖北各地田野调查收集到的湖北见存碑刻材料作为补充材料。旨在研究其中含有教育信息的碑刻中教育建筑的修建及地方社会互动状况。在主要运用了统计分析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和浅层的博弈、话语权力和卡里斯马权威理论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两种文献中的碑刻有1005块,教育类碑刻135块,含有教育信息的碑刻207块,137块有教育建筑的修建情况叙述。其中教育类碑刻是指按照项目分类标准分类得出的碑刻,区别于其他如官绅、宗教等类别的碑刻;而含有教育信息的碑刻指的是分类后各类碑刻中含有教育信息的碑刻,也包括教育类碑刻在内。而教育建筑则是指与教育环境相关的建筑,包括县学、州学、府学、书院、文庙、义学、社学等学校,以及考棚、会馆、文昌阁等科考建筑。这137块碑刻皆为兴学之功的纪念。在修建过程中分为官员、绅士和民众三个阶层分析,在首倡、请修和捐资环节上三个阶层依次递减。但依各自比率探讨,捐资上官员比首倡和请修都少,是以权补钱行为;捐资上绅士和民众比首倡和请修都多,是以钱补权行为,但都是为了争夺其中的主事权。这种争夺也反映在对形家的看法上,形家的话是一种逻辑追认且形家在绅士争夺主事权上是绅士的合作伙伴,或者说是绅士用钱请的“救兵”,故遭到官员不信任和排斥,而官员对形家的态度在本质上是对绅士挑战的应战行为,相对于绅士与官员的博弈,民众则更多地是因实用理性而深信形家,但其中对形家的支持,提高了形家话语的含金量,因此这种支持间接地转换成了对与官员博弈的绅士的另一种支持。而在互动博弈中,再细分绅士为绅与士两阶层,民众为工、商、农三阶层。官员和士在理想上都对先师及读书考试环境有报本的一面。现实中,官员是为了在地方建立卡里斯马权威,士则为了身边读书环境及切身利益改善。绅理想上是为了修学义举的好名声,现实上却是为了与官员争夺权威维护权力。商、工与农分别在修建前、中与后得到材料买卖商机、经济收入与生产资料或耕种机会,所以他们皆追随官员主导的修建活动。再探讨这137块兴学之功的碑刻的内容,修建过程中亦有没能成功修建的时候,究其原因,有资金不足缺乏物质基础、领事人态度怠慢延误和领事人走后群龙无首失去业已凝聚起来的力量核心等。主观上需要的领事人品质态度的勇毅积极及以其为中心逐渐形成的权威从侧面反映了成功的修建是一个发挥领事人个人才能以及慢慢积累个人卡里斯马权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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