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电影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纳入叙事学的研究体系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而对少数民族电影的界定则是这一研究的前提条件与首要之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电影有着自身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下,出现了数量下滑的创作低谷,另一方面又涌现出一批经典之作,少数民族导演创作群体的成型与“马上动作片”的出现等都昭示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电影不容忽视性的存在。鉴于前人理论研究上的空缺,本论文有了较大的论述空间,在运用叙事学、符号学等理论的前提下,从少数民族电影的叙事特征、个案分析、符号解读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对叙事结构的分析、叙事视角的透视、民族叙事特色的挖掘以及民俗符号的意义探究等,不仅找寻出了其常用的两种叙事结构:因果式线性结构和交织式对比结构,还通过符号的解读有效地揭示了少数民族电影的影像特征和文化特质。同时,以十七年、新时期以及新世纪这三个时间段为参照系,通过对九十年代少数民族影片的具体分析与研究,以期承前启后地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在九十年代的发展与创作既提供一种宏观上的学术研究价值,又能开拓出其理论上的实际意义,从而对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给予一种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