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这个40年代曾经红透上海的女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犹如一颗流星,光彩夺目却又转瞬即逝。张爱玲初登文坛,就迅速地吸引了大批读者,并引起了当时文坛的震惊。但是与她的作品在读者中激起的热烈反响相比,对其作品的深入研究却显得滞后。进入80年代,张爱玲的研究论文数量日丰,对张爱玲的论述也更贴近作品,研究方法也很多样,从其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性、创作心态等多方面,探究张爱玲作品的艺术魅力,并逐步形成了张爱玲研究的格局。90年代的张爱玲研究不仅能够深入到作品内部,对作家的深层心理进行把握,而且从宏观上对张爱玲的创作进行分析的论文逐渐增加。本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找了同时期的一位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与张爱玲的创作进行研究。通过比较,我们能够发现两位作家不仅仅是生活的年代相似,童年经历及写作风格都能找到相似之处。张爱玲笔风荒凉,偏好写“十里洋场”的男男女女,遗老遗少,她的小说雅俗共赏,中西结合;杜拉斯小说的内容不固定,笔法冷静,喜欢用电影的意识流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她们的思想非常相近,张爱玲特异,杜拉斯叛逆,她们都是曾经不被时代认同的作家,她们的文字乖张、冷漠。两位作家都偏爱写女性“异化”,尤其是母亲“异化”,在她们的小说中大量存在着母亲形象,她们用她们娴熟的写作技巧来书写心中的故事。母亲“异化”的同时也承载着女性的“悲剧意识”,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有时代的原因,作者自身的原因,但更要的,是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造成的。通过杜拉斯的“入世”思想,我们能够看出张爱玲并不是真的不在乎政治,只是她采用更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对时事的看法,但是作者并不能赞成这种“安稳于世”的“妇人性”,每个时代的作家都有其使命,我们不应该宣扬这种颓废的思想。张爱玲与杜拉斯虽然是两个国家的女性,但是她们对于人生的看法有相似之处。通过与杜拉斯的比较,我们看到张爱玲独特的书写视角,对于人性、对于生命的诠释,张爱玲都超越了同时代的很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