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和夏衍,一个是年仅23岁就写出《雷雨》这样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的天才剧作家,一个是游走于戏剧与电影两栖创作的政治革命家,他们的创作摆脱了“席勒化”的模式,将艺术性与思想性很好地相结合。两位剧作家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将各自对生活、对现实、对整个社会的思考酝酿成了精彩绝伦的剧作,塑造出一批批无可复制的人物形象。细读他们的戏剧作品,不难发现两位剧作家在艺术处理上对于刻画女性人物形象的倾心和重视。曹禺和夏衍,两人身处同一时代大背景下,且剧作内展示的时间段也非常相近,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更有着类的相似。他们批判、揭露旧社会的阴暗,并积极为新时代的妇女寻找出路。通过对曹、夏二人话剧中的女性形象作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曹、夏二者女性观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有助于全面宏观地把握二者作品中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也能够为当代再次呈现出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本文从三个部分入手对曹、夏话剧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第一章是基础部分,首先对曹、夏二人的剧作及其创作时间、剧中女性形象进行一个归纳概括;其次,一个作家创作出的人物形象与其家庭生活、成长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笔者拟从曹、夏二者的家庭文化和个人经历出发进行分析;第三,两人在话剧的创作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对西方话剧及其中某些经典情境与女性形象有所吸收和借鉴,同时,我国传统戏曲文化的涵养也对他们的创作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对于他们向时代和外来文学的继承与创新、借鉴与创造的研究则必不可少。第二章,将曹、夏二人话剧中主要女性人物形象分为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女性形象、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女性形象、具有强烈个性解放意识的女性形象及革命女性形象四类进行归类比较。在女性形象身处的环境及性格方面,曹禺的北方女性更多的是如蘩漪、花金子般火辣的“雷雨”、“原野”般的性格,敢爱敢恨、热情似火,为爱疯,为自由亡。夏衍的南方女人如杨彩玉、梅漪等则柔和、内敛、情感细腻,将喜怒埋在心里,不言于外。其次,从女性角色呈现的社会文化意识来看,曹、夏二人虽然都持现实主义的观点进行话剧创作,都是为了表现封建旧社会的黑暗与人民群众水深火热的生存状态,但二人创作女性形象所呈现出的社会文化意识有着一定的参差和自主的偏向。曹禺倾向于妇女自我的解放。而夏衍在对女性形象进行塑造时,则把眼光更落到细处,紧贴时代革命的呼声。他笔下的女性或直接融入革命,或生存在与革命息息相关的环境。再者,就女性形象的审美价值而言,曹禺的剧作中,我们更少看到政治干预的痕迹,更多欣赏到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美在哀静的外表、美在不顾一切的心灵,有着极强的艺术审美价值。而夏衍则将女性的思想解放同时代政治挂钩,展示出女性对生活充满热情、积极进取的精神,通过对她们在民族危亡时期的生活遭遇和心路历程的刻画,折射出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心态。夏衍剧作的思想价值,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不可替代的。第三章是对二者创作女性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段的比较,主要从结构、情境设置、语言三方面,全方位对曹禺四大名剧及夏衍的经典话剧作品进行剖析。曹禺话剧的结构形式多样,如:《雷雨》的闭锁式较好地展现蘩漪被困于周公馆这个黑暗漩涡,《日出》的开放式使陈白露得以站在社会领域的层面,更丰富地展现她与各式人物的关系。夏衍话剧的结构则以散文式、人像展览式为主,细腻朴实地塑造真实可感的女性形象。总的来说,曹禺、夏衍二人艺术表现手段上的差异和局限性主要有四点:第一,戏剧结构上,曹禺是灵活多变的。夏衍则钟情于散文诗式开放的结构,其局限性在于对女性人物性格揭示过于含蓄,不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导致人物性格不够丰满。强调开放式时,对观众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第二,戏剧材料的选择上,夏衍将生活艺术化后择入剧本,他的表现性更丰富、广阔,与周围的人文环境联系更紧密,少人为编造的痕迹。而曹禺的话剧为突出情节,选择性较窄,部分情节有人为编造之嫌。第三,戏剧审美倾向上,曹禺以曲折、巧合、突变,从外部冲突将观众牢牢抓住,揭示主题。夏衍则以朴素、平实,引导观众把视线从情节转移到内在的抒情性上,使戏剧审美更内向化。第四,人物的语言上,曹禺采用的是诗意的、富有哲理的语句。夏衍用词则简单、通俗,却韵味深长。曹禺和夏衍的话剧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国现代戏剧进入成熟的标志。他们两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呈双规并行的局势,交相辉映,共同促进了中国戏剧文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