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的父系家族体系下,嫁娶婚姻和从父居占绝对主导地位。但是,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出现的是一大批独女家庭,这些家庭为了自身家族的延续,都采取了传统社会中较少出现的婚姻模式——招赘婚姻。本文所观察的位于杭州近郊的A村正是计划生育政策较彻底的执行者,在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期间,全村的育龄妇女都只生一胎。此外,该村正处在城市化浪潮的风口浪尖,经历着农民市民化——农田征用及房屋拆迁这一重要事实。本文正是在城市化及计划生育政策两种思想指导下对当下杭州农村独女家庭的招赘婚姻进行初步探索。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家乡比安地区的婚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婚姻策略的概念。文章正是借用这一概念来阐述招赘婚姻的两个践行主体——独女户和上门女婿的策略、游戏等实践逻辑是如何贯穿于整个赘婚过程中的。在探讨和分析过程中,文章认为现代招赘婚姻已不是简单的应时性赘婚或制度性赘婚,而是在应时性赘婚的框架中制度性因素或者说非人口因素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决定独女是否采取招赘婚姻形态,所以本个案所在地的赘婚复兴可以说是赘婚传统和现实利益的合谋：在城市化的拆迁背景下,独女户利用赘婚在保持自身在本村地位的同时,努力实现人口的再生产——招进女婿并生小孩,以国家制度允许的方式,尽可能地扩大本家庭在集体分配过程中所占的份额,维护本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同时,上门女婿通过运用“再转换策略”,让渡全部或部分姓氏继承权成就招赘婚姻,最终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