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当前中国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不仅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为公共健康带来重大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环境规制为手段减少污染排放、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已刻不容缓。因此,有必要全面认识空气污染、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效应,分析其影路径与空间溢出机制,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制定切实有效的环境治理对策与公共卫生政策、改善空气质量、促进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卫星观测数据、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空气污染、环境规制与居民健康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借鉴相关理论,较为深入地研究了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机理,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路径,探讨空气污染与环境规制相互作用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阐释了空气污染、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空间溢出机制。随后,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PDL）、双重差分模型（DID）、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on Model）、空间杜宾模型（SDM）、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Two-Regime SDM）等多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从生理、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三重视角分析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与医疗成本的影响,对比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等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健康改善效应,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探讨空气污染与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着居民健康,分析空气污染、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空间溢出性。最后,根据理论与实证结果,文章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文章对我国空气污染、环境规制与居民健康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空气污染方面,工业SO2排放总量、PM2.5污染浓度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PM2.5污染浓度由东至西逐渐下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省、河南省是平均空气质量指数（AQI）最高的地区,空气质量相对较差。在环境规制方面,分别以每年颁布的地方性环保法规与规章总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排污费收入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环境规制的制定、执行与监督强度,结果发现,各地区环境规制的制定数目在1997—2018年间呈现先波动下降再波动上升的趋势,环境规制的执行强度与监督强度均波动下降;华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执行强度与监督强度均相对较高。在居民健康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死亡率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次上升的“N型”曲线,空气污染相关疾病的四周患病率在1993—2015年间先波动上升,再波动下降;从空间分布的视角看,生理健康指数相对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心理健康指数、社会适应能力指数相对较高的地区则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和北京、上海、天津等超大、特大城市。第二,文章以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为样本,从生理、心理、社会适应能力三重健康视角全面考察了空气污染的健康折旧效应与医疗成本效应。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加速了健康资本折旧,年均AQI增加1个标准差,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分别降低3.12个标准差、1.87个标准差和1.30个标准差;空气污染会导致医疗成本提升,年均AQI指数增加1单位,全国45岁以上中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将增加642.29亿元。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种类污染物的影响存在差异,PM2.5、PM10与NO2具有显著的健康折旧效应或医疗成本效应;空气污染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并存,对生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9个月以上的中长期,而对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折旧分别在在0—9个月内、0—15个月内十分显著。空气污染对健康资本与医疗成本的影响具有人群差异与区域差异,个人性别、年龄、健康状态及区域经济发展、医疗资源状况等不同,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也会具有差异。与此同时,环境规制对环境健康问题具有调节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弱。第三,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在1993—2015年间的八次追踪调查数据,基于DID模型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以两控区政策为代表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将空气污染相关疾病的四周患病率显著降低1.44个百分点,下降比例约为44.58%;而由于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环境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等原因,以SO2排放交易计划为代表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没有形成良好的政策互动。进一步研究发现,两控区政策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改善最为显著,将呼吸系统疾病的医疗成本显著地降低了3.14%,并且随着政策的实施,其影响效应也在加强;人群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的研究发现,两控区政策具有一定的“健康补偿效应”,环境健康问题中的脆弱人群和脆弱地区将更多地受益。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发现两控区政策主要通过减少污染排放的路径促进居民健康。第四,文章基于1998—201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空气污染、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性;随着地理阈值的增加,空气污染对人口死亡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先增加、后逐渐趋于稳定的“Γ型”曲线。环境规制虽然能够有效降低本地区的人口死亡率,然而这种健康改善效应并不具备空间溢出性;基于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证据显示,地区间（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间）普遍存在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是其健康改善效应没有实现空间溢出的主要原因。基于脆弱人群的研究发现,孕产妇这一脆弱人群对空气污染的危害更为敏感,环境规制对脆弱人群健康的改善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性;基于区域差异的研究显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提高环境规制或降低空气污染时,其经济邻近区域的人口死亡率反而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可能更为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是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产生影响的重要中介变量,环境规制则能够有效调节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但这种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均不具备空间溢出性。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改善空气质量、促进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应当明确当前空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建设,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完善领导干部考核的评价指标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公共卫生政策方面,应将生理、心理、社会行为能力健康共同纳入环境健康工作规划中,同时制定长期的环境健康工作规划与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对环境健康问题中的高风险人群给予重点关注,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逐步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