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四万亿”财政刺激和积极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反危机成本逐渐显现——内需提振不足,国民产业体系中一直缺乏有效、经济的投资机会,在原有产业结构不变、生产技术不变的基础上,通过低水平重复投入,造成了一种投资规模扩大的虚假“繁荣”,并最终导致市场失衡、供大于求,在供给侧陷入了“全行业性”的低质、低价竞争的产能过剩“泥淖”。与此同时,我国金融系统作为供给侧的“供给侧”,已然形成了正规金融系统与影子银行系统共存的双重运行结构。相较正规金融体系,影子银行存在更大意义上的“监管难、难监管”的特点,因此,随着影子银行对金融市场和经济系统渗入程度的加深,也更大程度地加大了我国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挑战。综上所述,过剩产能的快速堆积与影子银行的急速扩张已成为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两大重要甚至是主要来源,而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显得十分重要。纵观已有关于产能过剩抑或影子银行的研究,大都是从单一问题视角出发,缺乏对二者之间关联性和互动性的探讨。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基础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无法将影子银行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阐释清楚,那么,在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实践风险将被放大,甚至因此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埋下更多隐患。基于此本文以融资约束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融资优序理论、金融创新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受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投融资决策共同影响企业参与影子银行系统活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采用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静态分析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全面地从企业融投资决策的角度来研究影子银行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其影响机理、影响程度和经济后果,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影子银行与产能过剩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联系;二是不同规模企业是否在这一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三是企业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是怎样的。本博士论文研究结论概括如下:首先,本文从宏观—宏观层面的视角出发,基于省级行政单位的数据,在产能的形成阶段,对影子银行发展程度与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了本文试图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影子银行系统与产能过剩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本文研究发现,影子银行发展程度与产能过剩行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影子银行作为产能过剩行业企业重要的信贷资本渠道,“缓解”了这类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二者相互依存,产生了严重的“互利共生”关系;此外,随着各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二者间的“共生关系”进一步被强化,也就是说,影子银行发展更大程度地填补了正规金融系统“信贷歧视”下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非国有企业）的信贷需求“空缺”。其次,本文从宏观—微观层面的视角出发,基于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子银行发展程度与制造业上市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本文试图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不同规模企业在“互利共生”关系中是否扮演了不同角色。本文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的发展程度与大型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一现象表明大型企业在较弱的融资约束下,倾向将内部及从多元化融资渠道所获得的资金投向影子银行系统,事实上承担了信用中介的角色,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正规金融机构所具有的信用创造、流动性转换和期限转换功能,成为了影子银行生态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结果显示,由于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在所面临融资约束的强弱程度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二者在影子银行与产能过剩行业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即在产能过剩企业中,中小企业是“互利共生”关系中的资金需求方,而大型企业则为影子银行系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最后,本文进一步将视角延伸至微观—微观层面,基于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大型企业产能利用率与金融化程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本文试图回答的第三个问题:企业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是怎样的。本文研究发现,大型企业产能利用率与金融化程度之间呈负相关性,即制造业上市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越低,其越偏好于将有限的资本配置于金融资产而非经营资产以获取更高的收益,弥补主营业绩收益的不足。以上结果表明,对于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企业,其必然面临着市场对其产品需求程度的降低,主营业绩出现下滑。在影子银行所提供金融产品收益远高于实体经济收益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有动机配置更多的金融资产以改善主营业务收益,甚至降低企业对于实体行业的资产配置,对实体经济带来“挤出效应”。这一结果显示,在影子银行与产能过剩企业的“互利共生”的关系中,不同规模的企业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补足了二者之间的最后一环:由于正规金融系统的融资约束较强,中小企业需要从影子银行系统获取融资;而金融加速器效应和预算软约束弱化了大型企业的融资约束,使其成为了影子银行系统的资金供给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