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已经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做出的努力。为此,本文着重考察了1949年至1980年代初期国家为实现工业经济快速增长而展开的生产组织与生产动员,并将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在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实践和制度安排,以及工业组织内部成员从管理层到一线工人的因应与行动,作为论述重点,以工业重镇——上海作为研究个案。正文部分计有六章：第一章,对1950年代初期国家在接管和改造城市工业中的现实境况与政策实践,以及引入苏联模式、从制度上确保生产效率所遭遇到的困境,做一背景上的概述。第二章,分述“大跃进”之前国家在推进计划经济制度化管理上的三个基本方面举措(技术普及、组织管理、劳动激励)及其成效。第三章,讨论“大跃进”中高指标的促成及随之出现的计划管理失序。第四章,概述1960年代中前期国家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调整及制度重建。第五章,阐述“三五”、“四五”计划期间的工业生产组织状况及其与革命动员、上层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第六章,探讨1970年代末期的政治变动与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以及其间效率优先原则的确立。本文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在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实现其工业化诉求的,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劳动激励的独有效率。以生产指标构筑起来的指令体系和赏罚体系,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器；对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的青睐,是国家常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办法。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在换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是不可计量的效益流失。1970年代后半叶的政治变动,为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新的国家理论改变了产权规则和激励机制,新的利益分配方式肯定了此前讳莫如深的经济激励,企业的经营者因享有对剩余利润的占有权,而有了较强的主观动机去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得中国的工业经济获得了新的增长。国家权力在退出部分经济领域的同时,也将这部分的经营成本和投资风险留给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