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而流通业的发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代化的流通体系可以高效地实现信息的价值与信息的传递,进而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商贸流通业作为流通业的重点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对中国流通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商贸流通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在引导消费与投资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存在着流通环节繁琐、科技创新程度低、流通成本费用高、区域发展差距大等诸多问题,造成了中国商贸流通效率低的现状,难以满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以中国商贸流通效率为研究对象,重点在研究影响商贸效率增长差异的原因,以商贸流通效率的提升为研究主线,从不同层面选取影响因素指标,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所选取影响因子对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效应,并结合实证结果与现实情况,针对如何提升中国整体的商贸流通效率给出了几点对策建议。首先,论文以马克思流通理论、流通效率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投入产出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综述了国内外关于商贸流通效率的相关文献研究后,通过描述性统计法对中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现状在规模与结构上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数据阐释商贸流通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同时,数据也说明了中国商贸流通业内部细分行业和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并指出此次大范围爆发的疫情给商贸流通行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冲击。其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对2000-2020年商贸流通效率进行了实证测算,结果表明,整体上而言,中国商贸流通效率较低,东中西区域以及省际之间效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科技技术的发展进步对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效率持续增长的动力。第三,选取了8个影响因素指标作为自变量,分别为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城镇化水平、连锁化水平、流通渠道长度、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创新水平和信息化水平,以商贸流通效率作为因变量,建立面板回归模型验证各因素对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效应,进一步的实证结果显示,除了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其他因素均显著正向作用于商贸流通效率,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政府干预则是显著负向作用于商贸流通效率。然后,分区域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验证,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可以显著促进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但中西部产业结构对效率的影响效应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推测是由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较为复杂,指标数据解释变量解释力度不够,而东部产业结构仍有充分优化调整的空间,因此,东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以显著提升全国的商贸流通效率;中西部政府干预显著正向作用与商贸流通效率,分析原因是由于中西部市场经济并不太发达,需要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分区域其他影响因素与全国回归结果相似,只是影响程度因地区而异。最后,提出强化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分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升级、建立城镇化流通体系、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与信息化水平等可行性建议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