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多年的发展，NGO已经成为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其身影出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国NGO的实践为相关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案例。既有研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NGO关系和NGO的行动策略都进行了深入探索。21世纪以来，NGO开始采用联合行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例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救援中，NGO成立了20余个联盟参与救援，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学者们对NGO联合行动的研究不多，大多是从联合行动案例中归纳其特点，因此，NGO联合行动研究仍有很大的挖掘潜力。从实践的层面看，研究NGO联合行动，解决联合行动中政府与NGO关系中那些矛盾与冲突的方面，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引导NGO开展联合行动，并最终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
　　本文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日常运营中各自为战的NGO面对公共危机事件能迅速发起卓有成效的联合行动？在中国现有的NGO管理制度下，政府与NGO形成了“总体控制，有限合作”的关系，NGO需要通过自我限制来降低政府对NGO的提防，以获得生存空间。联合行动能够对社会产生更大影响力，但同时也会对政府造成更大压力，从而不利于NGO生存。
　　NGO采取联合行动需要政府给予更大活动空间作为前提，需要NGO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NGO有采取行动的动力。一般来说，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对NGO的态度会发生变化，会倾向于将其视为合作对象而非潜在威胁，政治机会随之出现，从而给予NGO开展联合行动的空间。
　　政府与NGO的关系会影响到NGO的能力塑造。长期以来，NGO积极与中国政府合作，将工作重点放在边缘公共议题，热衷于基层活动，这有利于降低对政府的威胁，从而使NGO具备了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与政府开展合作的能力。
　　获取社会资源是NGO联合行动的动力。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出现的政治机会持续时间短，NGO需要在短时间尽可能多地扩展其社会影响力，就会倾向于选择影响力更大的联合行动。
　　本研究发现，对NGO限制为主的制度环境是阻碍NGO频繁开展联合行动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政府能转变态度，将NGO视为伙伴而非潜在威胁，在制度和政策上为NGO松绑，NGO或许能更频繁地进行联合行动，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