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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小到国家公务员工资发放、道路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到科学研究、医疗卫生防疫、文化教育、救灾赈灾、环境保护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都依赖于税收收入。尽管税收收入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作为“经济人”的社会居民在纳税时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想方设法的逃避税收，如此便形成了税收不遵从。税收不遵从问题同税收一样古老，一直以来都困扰着不同时期的国家统治者。国内外理论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发现纳税人的税收决策除了受个人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整个国家的税收现状、周围纳税人的税收遵从选择、税务部门执法情况以及纳税人个体特征等都会影响其决策。在众多影响因素当中税收道德是最为复杂且难以衡量的，现有研究仅仅证实了税收道德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作用，但是当学者们尝试深入研究税收道德时，却遇到了严重阻碍，一方面可以用来刻画并衡量税收道德的资料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人们对哪些因素会对公民的税收道德产生影响知之甚少。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将税收道德视为一个“黑箱”，将威慑因素无法解释的那一部分税收遵从归结为税收道德作用的结果，却不去探讨税收道德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维持的。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本文尝试研究税收道德的影响因素。受限于资料的可得性和作者的学术水平，这里只能选取影响因素中的政府信任进行专项研究，但这样的研究对税收道德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弄清楚政府信任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机制后，政府部门可以主动采取措施提升政府形象，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进而促进居民税收道德水平的提高。对政府而言，这样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研究政府信任对税收道德的影响，可以为同类研究提供参考，在弄清楚一个个因素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机制后，可以使不同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税收道德水平提高。
政府信任，隶属于政治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赖与托付，是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政府信任主要是指个体或群体对其所处国家政府的心理预期与认可水平，这其中又融合了个体对国家政治体制、经济政策、法律机制以及执法行为等等的预期与认可。最基本的政府信任，是指居民信赖政府在其合法利益受到非法侵害时，能够为其主持正义，维护其基本权益。良好的政府信任，是一国政府长远发展的执政基础。
税收是一种法律、一种制度、一种政策，税收行为牵涉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的影响不容小觑。不论是税收法律的制定、实施、监督，还是税收法律执行的方式、方法、效果都存在着“人为因素”的影响，而有认为因素的地方就会有道德因素的影响。因此，税收道德不仅对纳税人行为产生约束，还对税收链条上的所有参与者产生约束。税收道德是调整国家、政府、纳税人等所有税收链条上的当事人行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能够使得税收关系更加和谐。
国家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税收就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而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税收收入为国家垄断暴力提供了经济支撑。可以说，国家只有拥有了征税的权力，才能够长久维持垄断地位。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法律保护，国家应当为其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一定的社会福利，税收收入是国家保障居民上述权利的经济依托。同时宪法规定了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基本义务。为此，国家征税用税和居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交换，这一交换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
税收契约关系的实现除了需要行政部门推动还需要纳税人的主动参与。自主纳税意味着公民的税收道德水平较高，而促使公民自愿纳税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信任是联系纳税人与国家的情感纽带，其对达成税收契约的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财政交易本身。但是，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部分政府执政人员在执政过程中不作为或者不依法办事、照章办事，甚至是违法办事都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意愿也因此而降低，与之相对应的，公民为了获得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自愿支付税收的意愿也不高，税收道德水平不高，税收不遵从行为普遍。
为了探究政府信任水平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本文首先对税收道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基本分析，并重点分析政府信任对税收道德的影响。理论分析之后，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二者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信任对税收道德影响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将所有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三种类型国家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实证研究的最后，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证明了随着居民对政府信任水平的提高，税收道德水平会相应提高，而且这一研究结果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稳定性。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认为政府转变现有形象，提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对促进税收道德水平提高，减小税收流失规模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可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努力提高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税务部门应当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完善用税机制，提高税收透明度，保障纳税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加强税法宣传，提高纳税人的税收意识;财政部门应当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本文尝试研究税收道德的影响因素。受限于资料的可得性和作者的学术水平，这里只能选取影响因素中的政府信任进行专项研究，但这样的研究对税收道德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弄清楚政府信任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机制后，政府部门可以主动采取措施提升政府形象，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进而促进居民税收道德水平的提高。对政府而言，这样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研究政府信任对税收道德的影响，可以为同类研究提供参考，在弄清楚一个个因素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机制后，可以使不同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税收道德水平提高。
政府信任，隶属于政治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赖与托付，是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政府信任主要是指个体或群体对其所处国家政府的心理预期与认可水平，这其中又融合了个体对国家政治体制、经济政策、法律机制以及执法行为等等的预期与认可。最基本的政府信任，是指居民信赖政府在其合法利益受到非法侵害时，能够为其主持正义，维护其基本权益。良好的政府信任，是一国政府长远发展的执政基础。
税收是一种法律、一种制度、一种政策，税收行为牵涉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的影响不容小觑。不论是税收法律的制定、实施、监督，还是税收法律执行的方式、方法、效果都存在着“人为因素”的影响，而有认为因素的地方就会有道德因素的影响。因此，税收道德不仅对纳税人行为产生约束，还对税收链条上的所有参与者产生约束。税收道德是调整国家、政府、纳税人等所有税收链条上的当事人行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能够使得税收关系更加和谐。
国家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税收就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而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税收收入为国家垄断暴力提供了经济支撑。可以说，国家只有拥有了征税的权力，才能够长久维持垄断地位。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法律保护，国家应当为其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一定的社会福利，税收收入是国家保障居民上述权利的经济依托。同时宪法规定了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基本义务。为此，国家征税用税和居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交换，这一交换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
税收契约关系的实现除了需要行政部门推动还需要纳税人的主动参与。自主纳税意味着公民的税收道德水平较高，而促使公民自愿纳税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信任是联系纳税人与国家的情感纽带，其对达成税收契约的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财政交易本身。但是，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部分政府执政人员在执政过程中不作为或者不依法办事、照章办事，甚至是违法办事都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意愿也因此而降低，与之相对应的，公民为了获得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自愿支付税收的意愿也不高，税收道德水平不高，税收不遵从行为普遍。
为了探究政府信任水平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本文首先对税收道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基本分析，并重点分析政府信任对税收道德的影响。理论分析之后，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二者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信任对税收道德影响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将所有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三种类型国家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实证研究的最后，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证明了随着居民对政府信任水平的提高，税收道德水平会相应提高，而且这一研究结果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稳定性。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认为政府转变现有形象，提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对促进税收道德水平提高，减小税收流失规模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可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努力提高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税务部门应当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完善用税机制，提高税收透明度，保障纳税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加强税法宣传，提高纳税人的税收意识;财政部门应当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