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加重,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变化的同时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绿色经济效率作为绿色经济增长的核心,是考虑了非期望产出后的经济效率,要实现经济与环境共同发展的关键在于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增长。排污权交易政策作为一种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在缓解环境污染问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后,污染物排放量是否得到了显著有效的降低,绿色经济效率究竟是否受到影响及影响方向如何,政策的实施能否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双赢有待检验。因此,本文以2007年排污权交易政策为例,从城市层面切入,理论分析并实证研究政策实施带来的实际影响,进一步探究政策在不同地区影响的差异,并进行政策的影响机制检验。首先,本文从理论机制方面进行探索性分析,并提出假设。主要基于遵循成本假说和创新补偿假说进行理论分析,综合阐述了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提出假设1:排污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起正向显著作用。进一步进行影响机制分析,从技术创新驱动、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角度切入,说明了政策实施通过三条路径进而综合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并提出假设2:排污权交易政策对技术水平起正向显著作用。假设3:排污权交易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起正向显著作用。假设4: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起正向显著作用。其次,本文选取2004-2016年的我国277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选取投入产出指标包括资本、劳动、能源、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运用Maxdea软件计算出所有城市历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值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整体上表现为浮动上升。接着按不同区域划分进行分析,按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划分,结果发现三个地区的效率发展趋势都呈现出波动上升,其中中部地区的城市绿色效率最低,东部地区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随着时间发展逐渐超过了西部地区。按照八大经济区划分并计算泰尔指数分析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在不同区域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结果发现各区域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组内差异始终大于组间差距,是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再次,以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计算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历年均值,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并通过后,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执行,有效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且政策执行后正向显著推动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增长,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选取不同的匹配方式分别进行检验,结果仍旧稳健。继续深入研究不同区域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实行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差异,将全部城市按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划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受到政策执行的影响并不相同,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在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后,东部地区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受到的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分别在1%和10%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进一步进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显著促进了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政策实施同时还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降低二产占比。最后,基于以上分析和实证,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健全排污权交易市场。二、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三、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四、重视区域发展差异,因地制宜实施政策。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一、研究内容创新,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关于排污权初始分配和定价的较多,探讨影响路径时对技术创新等单一途径研究的文献居多,而关于排污权交易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研究缺乏,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排污权交易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二、指标选取全面,本文选择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计算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然而在考虑指标的选取时,部分学者仅仅考虑期望产出而忽略了资源投入,也有学者虽然考虑了非期望产出,但是衡量指标的选取过于单一,故本文综合前人研究基础,考虑资源投入的同时,以工业三废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三、研究视角创新,目前大部分学者在探究排污权交易政策时选择省际角度进行分组,然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时可能由于样本量大小影响实证结果,因此,本文从城市角度切入,选取包含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全国277个城市进行实证研究,并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和机制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