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发轫于苏俄时期,形成、发展于苏联时期。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引领乌兹别克民众在对旧教育制度的改造中,确立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世俗性与大众化原则,于1920年9月1日建成了中亚地区第一所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大学,结束了中亚地区没有高等教育的历史。此后七十年,见证了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体系创建、形成、重建、变革与演进的历史过程。作为中亚高等教育的肇始之地,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的演进和变革,为我们研究中亚区域和国别高等教育史提供了范例。对于丰富转型期中亚国家相关研究范畴,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更好地展开教育合作、实现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立足于发掘和整理乌兹别克斯坦教育史档案文献资料基础上,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尝试对苏俄和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的发展变迁进行全面研究。本研究从史学研究的整体论视角,考察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的演进历程。全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论与思考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及意义,对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做了综述和研讨,介绍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指明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正文部分,按照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发轫、形成、重建、变革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化过程,分五章二十二节,予以论述。第一章,以沙俄殖民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社会与教育作为全文阐述的开端,系因十月革命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的创建,源于对旧式社会制度的改造。沙俄殖民时期,当地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教育,即以传承宗教伦理体系、培养虔诚教徒为办学宗旨的经堂教育,以“化彼殊俗”、维持殖民统治为目的的旧俄式教育,以及主张引用欧式教学方法、改进旧式宗教培养模式的新式学校教育。前两类教育,以封建宗法制和殖民经济体制为土壤;新式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民众的思想启蒙,具有进步意义。第二章,论述了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的起步与初创阶段。这一时期,乌兹别克斯坦工农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带领下,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创建起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首批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高等院校,开创了中亚高等世俗教育之先河。自此,工农群众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乌兹别克斯坦教育史翻开新篇章。也是在这一时期,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进一步确立了指导无产阶级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基本原则:民族平等、世俗性、大众化以及与阶级教育、劳动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这些基本原则,也成为整个苏联时期,指导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取向。第三章,研讨了 20世纪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集权制”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形成过程。在经历了全苏民族国家划界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确立了现今国家的基本轮廓及行政区划,正式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苏联的一部分,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经历着与全苏一样的演进历程;但因为人文地理经济条件与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亦呈现出独具一格的发展特点。依照全苏经济分工原则,乌兹别克斯坦主要承担以棉花为中心的种植业、水利灌溉、纺织加工、机械制造等部门的发展,这也就决定了乌兹别克斯坦高等院校的类型和学科门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并进一步确立了中央集权的“部门责任制”。从前线地区转移而来的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扩充了乌兹别克斯坦当地院校的学科门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结构。当地民族知识分子人数显著增长,女性接受教育的数量逐渐扩大。第四章,解析了二战结束后,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的重建和变革历程。随着二战后全苏经济重建工作的展开,苏联高等教育建设重心转移,战争年代东迁南移而来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回迁,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陷入缓慢发展的历史阶段;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教育变革,才将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拉回全苏改革实践中,为其突破“斯大林模式”、实现现代化转向提供了可能性。第五章,廓清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苏联解体之前,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改革与快速发展时期的历史脉络。自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重视高校科研职能的发挥,逐步建立起适用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产学研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获得大发展。国立塔什干大学（原中亚国立大学）成为全苏面向亚非拉地区培养留学生的重要基地。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往改革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新思维政策,促进人才培养的集约式发展,进一步推进了面向现代化的产学研相结合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结论与思考部分,透过历史的追寻,总结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有许多以史鉴今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从正面经验而言,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民族边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事业,注重提高当地民族干部和妇女的知识水平与教育层次,致力于把发展高等教育作为拉平民族边区和苏联中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关键,通过各种措施兴办和普及教育,使未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当地民族,实现了从封建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时期的跨越式发展。从负面影响来看,由于苏联时期的经济分工,乌兹别克斯坦成为棉花资源的供给地。虽然,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高等院校注重当地民族大学生的招生和培养,但是他们大都分布在与农业技术相关的学科和专业。这一弊端,导致了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部门的单一性和民族知识分子分布学科与专业的局限性。思想政治领域的教条主义和教育制度的僵化保守,也阻碍了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概而言之,本论文可以进一步丰富国内在“一带一路”关键区一中亚区域与国别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为实现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提供历史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