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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景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艺术生成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五四”是一个从古到今的转变过渡时代,作家们接受着各种外来思潮的影响,却又都保有着传统文艺不绝如缕的气息。文学中的风景也就在继承传统的表现形态下接受着现代观念的改造与重铸,这种改造与重铸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其中会包含有新的时代信息,新的呈现技巧,以此形成对于传统的承续和突破。文章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章《手段:风景中的时代信息》。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时代风潮的冲击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经过有意识地倡导,其中所包含的时代信息比古代更为丰富、浓厚,但是与前代不同的是,风景描写在反映时代潮流方面的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景的运用是一种手段,它承载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将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看到风景里的新文化运动催生出的主体确认,从第二个十年里看到风景对于工农“起义”方兴时期政治革命向往的助推,从第三个十年里看到异敌铁蹄践踏下风景凝聚出的民族精神守望,而且随着思想、政治、战争文化环境的发展,这些方面一直延伸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文学历史发展中。
第二章《目的:风景中的隐逸心态》。时代大潮滚滚向前,不可能不对个人心理产生影响。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面对动荡不定的社会风波,一些人选择的是“随波逐流”,另一些人选择的是解甲归田。后者不把对于风景的描绘作为鼓吹个性解放和政治革命理想的象征手段,对于他们来说回归自然本身就是目的,他们的隐逸不仅有对于桃花源的向往,更有基于时代风潮下的美学追求、心理真实与现实作为。具体来说,有三种基本类型:倾向于纯粹艺术追求的审美型隐逸、在时代风浪里败退下来的逃避型隐逸以及人生永恒寂寞主题下的哲理型隐逸,三种类型相互交错,代表者分别是京派作家废名、现代主义诗人戴望舒和后期浪漫派小说家徐訏。他们的隐逸精神表达都与风景有关,从不同方面看,他们无意将风景作为外在社会形势的影射,而是将隐逸自然作为艺术经营的策略,或当作一己内在的精神皈依,它本身成为了一个目的,历史形态往往只以依附的姿态在其中隐现。
第三章《无目的的合目的:风景中的哲学》。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风景描写并不缺少理趣传统,不过多是对于自然世界灵光一现式的“妙悟”,很难在其中梳理出一条相对完整的思想系统。“五四”前后,在传统与西方双重作用下,风景中的哲学思考逐渐多了起来,作家们的思考与中国思想传统有一脉相承之处,又与当时西方方兴未艾的现象学、以及稍后出现的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有着暗合之处,这些思索与探求是作家与自然交流时在无意识中完成的,可称之为“无目的的合目的”。在投入时代主潮或隐入个人世界的时代选择里,一些作家面对现实对于个人的制约和影响,反复思索着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三大哲学上的根本问题。虽然每个作家对这三大问题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综合众多作家的探索,可以发现这三方面已经构成了一个连贯的哲学体系。
第四章《美学格调的丰富》。以风景催生出的风格形态多种多样,但是在传统文学中其多表现于诗歌创作,小说方面绝少仅见。或许是西学东渐,或许是对于传统的蓦然回首,新文学在小说中融入了诗歌的创作旨趣。在时代氛围的感召下,风景的描绘迅速扩展到各种文学体裁,其风格样式在传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呈现出多种艺术形态,更加繁盛多样。如早期乡土小说的阴冷、社会剖析派的凋敝、解放区小说的明朗等等。
第五章《叙事/抒情结构的建立》。中国古代小说多是情节结构,大部分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只是作者信手拈来借以加强叙述的现场感,或者只是作为“赞”来运用。晚清以降,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经历了从情节到景观和心理的发展,但是风景作为结构的意义主要通过气氛烘托、环境营造等背景作用体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情节的陪衬。随着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作家们广览博收,基于更全面深刻表现人生与社会的愿望,将传统小说从“讲故事”转进到写风景与画心理,以至于在无意间改革了小说的叙事结构。大概在1920年代中后期以后,风景呈现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学叙述结构的完备手段。这一手段不仅仅限于小说的讲述,也适用于诗歌的抒情。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详尽论说了中国小说从情节结构到心理和背景结构的发展过程,在其基础之上,可以继续追问:风景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叙述的?作家们都以什么手段使其成为了结构?成为结构以后表现出的是一种什么形态?本章将探讨范围设定在1920年代中后期以后(也适当兼顾之前的个别作家),从提领、转捩与总括,“主导动机”和弥散式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章《手段:风景中的时代信息》。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时代风潮的冲击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经过有意识地倡导,其中所包含的时代信息比古代更为丰富、浓厚,但是与前代不同的是,风景描写在反映时代潮流方面的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景的运用是一种手段,它承载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将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看到风景里的新文化运动催生出的主体确认,从第二个十年里看到风景对于工农“起义”方兴时期政治革命向往的助推,从第三个十年里看到异敌铁蹄践踏下风景凝聚出的民族精神守望,而且随着思想、政治、战争文化环境的发展,这些方面一直延伸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文学历史发展中。
第二章《目的:风景中的隐逸心态》。时代大潮滚滚向前,不可能不对个人心理产生影响。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面对动荡不定的社会风波,一些人选择的是“随波逐流”,另一些人选择的是解甲归田。后者不把对于风景的描绘作为鼓吹个性解放和政治革命理想的象征手段,对于他们来说回归自然本身就是目的,他们的隐逸不仅有对于桃花源的向往,更有基于时代风潮下的美学追求、心理真实与现实作为。具体来说,有三种基本类型:倾向于纯粹艺术追求的审美型隐逸、在时代风浪里败退下来的逃避型隐逸以及人生永恒寂寞主题下的哲理型隐逸,三种类型相互交错,代表者分别是京派作家废名、现代主义诗人戴望舒和后期浪漫派小说家徐訏。他们的隐逸精神表达都与风景有关,从不同方面看,他们无意将风景作为外在社会形势的影射,而是将隐逸自然作为艺术经营的策略,或当作一己内在的精神皈依,它本身成为了一个目的,历史形态往往只以依附的姿态在其中隐现。
第三章《无目的的合目的:风景中的哲学》。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风景描写并不缺少理趣传统,不过多是对于自然世界灵光一现式的“妙悟”,很难在其中梳理出一条相对完整的思想系统。“五四”前后,在传统与西方双重作用下,风景中的哲学思考逐渐多了起来,作家们的思考与中国思想传统有一脉相承之处,又与当时西方方兴未艾的现象学、以及稍后出现的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有着暗合之处,这些思索与探求是作家与自然交流时在无意识中完成的,可称之为“无目的的合目的”。在投入时代主潮或隐入个人世界的时代选择里,一些作家面对现实对于个人的制约和影响,反复思索着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三大哲学上的根本问题。虽然每个作家对这三大问题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综合众多作家的探索,可以发现这三方面已经构成了一个连贯的哲学体系。
第四章《美学格调的丰富》。以风景催生出的风格形态多种多样,但是在传统文学中其多表现于诗歌创作,小说方面绝少仅见。或许是西学东渐,或许是对于传统的蓦然回首,新文学在小说中融入了诗歌的创作旨趣。在时代氛围的感召下,风景的描绘迅速扩展到各种文学体裁,其风格样式在传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呈现出多种艺术形态,更加繁盛多样。如早期乡土小说的阴冷、社会剖析派的凋敝、解放区小说的明朗等等。
第五章《叙事/抒情结构的建立》。中国古代小说多是情节结构,大部分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只是作者信手拈来借以加强叙述的现场感,或者只是作为“赞”来运用。晚清以降,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经历了从情节到景观和心理的发展,但是风景作为结构的意义主要通过气氛烘托、环境营造等背景作用体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情节的陪衬。随着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作家们广览博收,基于更全面深刻表现人生与社会的愿望,将传统小说从“讲故事”转进到写风景与画心理,以至于在无意间改革了小说的叙事结构。大概在1920年代中后期以后,风景呈现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学叙述结构的完备手段。这一手段不仅仅限于小说的讲述,也适用于诗歌的抒情。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详尽论说了中国小说从情节结构到心理和背景结构的发展过程,在其基础之上,可以继续追问:风景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叙述的?作家们都以什么手段使其成为了结构?成为结构以后表现出的是一种什么形态?本章将探讨范围设定在1920年代中后期以后(也适当兼顾之前的个别作家),从提领、转捩与总括,“主导动机”和弥散式三个方面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