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但随之产生的区域性矛盾也日益凸显。针对各个阶段的现实问题,中央政府投放了以开发区政策为代表的区域政策(Place-based policy)来缓解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了在激烈的招商引资战争中赢得先机,也纷纷利用这一灵活的政策模式参与竞争。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区域政策的实施能够为企业和地方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基于政策导向的不同,区域政策的溢出效应有何差异?政府应当在区域政策的制定中注意哪些问题?为了解答这些疑惑,我们将区域政策与其所辖企业之间的空间关系纳入研究的框架中,提出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政策—企业行为—经济效应”分析视角,重点剖析区域政策运行的异质性和有效性,识别其影响企业投资选址、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路径与机制。首先,本研究以开发区为重点考察对象,运用空间数据挖掘技术构建超过1000万余条反映工业企业与开发区相对空间关系的数据集,对其影响经济发展的异质性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开发区通过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了周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溢出效应具有距离敏感性和密度敏感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并初步回答了省级开发区政策的“效率悖论”现象。从表象上看,省级开发区似乎存在明显的效率“洼地”现象,但实际上,由于省级开发区能“因地制宜”地与当地产业发展相融合,其溢出效应的空间衰减比国家级开发区更慢。这为中国的区域政策究竟是“示范”还是“援助”的“效率之争”提供了全新而可靠的证据。其次,本研究为中国区域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丰富的证据,通过考察开发区的“新设”效应和清理整顿政策的效率损失问题,我们发现实施和优化区域政策,能够明显改善企业的资源配置情况。具体而言,本研究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检验发现开发区的设立能够产生显著的溢出,其中“新设”国家级开发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此外,2003年的清理整顿行动,缓解了中国开发区“过多过密”的现象,通过“疏花疏果”增强了开发区对周边企业的溢出效应。进一步地,本研究以2000-2007年的工业-海关数据为样本检验了上述结论,并利用匹配数据中的进出口变量讨论了区域政策的贸易效应与“生产率悖论”。我们发现单纯的“圈羊”政策不利于发挥溢出机制,而“生产率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补贴降低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产生了超过“出口临界值”的名义生产率。再次,本研究基于开放视角对港口的溢出效应和改革效果进行检验。我们通过对全国173个沿海港与内河港的实证分析,发现港口腹地的辐射强度也存在空间衰减现象,且不同水系的港口溢出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进而,我们考察了港口管理体制改革实施之后,腹地企业生产效率的改善情况,发现中央放权港口归地方管理以后,地方政府在区域政策制定上的灵活度和主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2001年后,腹地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辐射能力均得到加强。不可否认,区域政策能够通过生产性溢出对受援地经济起到积极作用。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政策落差”势必伴随着政策竞争,那些尚未享受到政策红利的地区会动用所有手段争夺资源,甚至不惜加剧地方债等问题。因此,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建议就是,区域政策的制定必须与受援地的优势产业或市场挂钩,避免产生企业为谋取“政策租金”而扎堆的伪集聚现象。此外,在制定相关贸易政策时,也要破除以补贴拉动GDP的“圈羊”模式,加快推进技术与服务贸易的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