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紧扣“共和”这一晚清政治思想史的“中坚概念”,考察“竖三民”以代表的中国政治报刊如何在思想和行动因应“共和”这一政治现代性话语,并试图在报刊舆论的格局中,展示出“共和”在近代中国展开的复杂图景。论文从“竖三民”的个案出发,梳理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特别是《民立报》从革命时代的“排满”鼓吹,经由共和转折以后,在身份定位、政治认同以及报刊实践机制所带来一系列的转换,以及这种转换所引致的政治纷争。在“共和时刻”,《民立报》以“东方太晤士”作为其共和想象的重要维度,并在具体的报刊实践中,试图展示出这样的共和文化：独立的身份、公共的论坛、理性的论说,将共和的原理作为其政治判断的准绳。期间,激进的“革命”文化政治显示出其强大的叙述霸权,《民立报》旋即号召“革命再起”,显示出其中转换的艰难。而《民立报》艰难转型,同样提示了共和在近代中国的曲折。随着袁世凯威权政治的确立,政治报刊也因之面临分化：部分政治报刊特别在北京的政治报刊,因为政治高压呈现出消极的生存策略；革命党派系的报刊积极构建党性,强化喉舌身份；以《甲寅》杂志为代表,则开始国民性层面反思“共和”,这种文化转型与启蒙回归,是新文化运动的初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