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活力的一个阶层，自身具有很多独特的文化蕴涵。本文拟从士的兴起谈起，分析士的阶级特性和基本生活风貌，考察先秦人对士的期望，对先秦士形象作定量分析，然后以《史记》中的士形象为主，试图揭示士这个特殊阶层在精神领域所表现的特点，以及司马迁通过这些士形象所要阐述的观点及意义，借以探求《史记》塑造士这一类形象的深层文化蕴涵以及给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 先秦士文化的流风余韵、西汉前期士阶层的变动与士风日下的现状，都是影响司马迁之“士”观念的重要因素。体现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人文精神的探索受到重视，汉初回潮的战国风气的熏染影响了司马迁的思想人格，经历过“李陵之祸”后，司马迁更加倍自觉的发掘士之动人心魄的人生信念，探索和塑造士人理想人格。 《史记》在记述历史事实尤其是描写士形象时，对前代史实的选择剪裁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司马迁对士文化的基本态度。 在《史记》士形象呈现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观念上，司马迁有意利用这种观念来传神人物、渲染情感，鉴于自己遭祸之时，亲朋不救的遭遇发出哀怨与激愤之辞，表达了对汉代社会人情伪诈、世态炎凉世风的深沉感慨。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精神的演变反映了在“人的觉醒”的历史长河中，人的孤独意识愈来愈沉重，人对知己的渴求也愈来愈强烈的事实。 “士可杀不可辱”树立了一种高大无畏、傲骨铮铮的历史风范，具有深远的道德影响力。《史记》的记载，使人们在一幕幕杀身与忍辱的激烈心灵冲突中，感受到了士人奔涌的热血和深沉的志向。士对“辱”的独特体验与士阶层特有的社会地位及被社会赋予的特殊身份有关。“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原则由来已久，但在司马迁笔下，产生了新的内涵，雪耻或忍辱意识并非感性的倾诉与宣泄，而是以积极的主体心态去寻找自我实现的新途径，表现为自强不息的斗争意志。 然诺，在《史记》中是指一个人行动中必须尊奉的基本准则，是上古文明积淀下来的一种理念精神。鉴于游侠行为不尽合乎规范，司马迁在本传中较少叙及游侠的具体事迹，而是突现士精神领域内的价值意义。提炼“重然诺、讲信义”观念以概括游侠特色，其意义在于提倡正直的侠义精神，弘扬天下为公、行仁重义的文化精神，同时匡正时弊、激励士行。 士阶层头脑中立功取名的观念根深蒂固。《史记》在具体到士形象的再现时，则倾向于剔除为富贵荣华努力的过程及心态的正面描述，把这种行为精神化了。(史记}既反映了士的理想人格，宣扬了功成身退的理念之美，又承认士求富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同时贬斥了士只注重功利、忽视正身的行为，显示了司马迁辩证发展的历史观。 弘毅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一项光荣的传统，也是留给后人的一项宝贵精神财富。《史记》中凡有着崇高人格、不朽功业的士形象，无一不具备这一精神特点。“士不可不弘毅”的最重要的凭藉是士之知识和技能，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将士之具体固定的职事责任，上升到精神道德领域，坚持信念、情操，充当社会理想典型。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在于树立了士“向上之心强”的精神观念。(史记》所提炼的士文化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机制的重要结构成分。(史记》士形象也给中国文学史发展以很大影响，从文学手法到题材上都给了后代文学以借鉴。《史记》中的士形象代表了司马迁关怀现实人生、关怀人类去向的思考成果，体现了汉代文艺的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