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乃近代四川著名国学大师，于经史子集四部皆有精深研究，其史学著述更是颇为丰富。近年来，学界对其之研究日益重视。史学批评乃近年来日渐受关注的史学史研究路径，对进一步拓展史学史的研究颇有助益。刘咸炘之史学著作多属论辩、再解读之类，以史学批评的视角探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其史学的认知。
　　刘咸炘的生平与家世相对平凡、传统读书之家的氛围较为浓厚，由传统向现代教育、学术体制的转换，加之一辈子都未出川，此三点成为其人生经历中对学术影响最大的几个因素。
　　“察势观风”乃刘咸炘史学批评之总纲，《治史绪论》予以集中展现。史识与史法乃这一总纲之下的方法论要求，刘氏注重史学内容的广博性、强调“史有子意”的史旨、突出读书之法的先入后出、要求读史广度与深度兼具。时风与土风乃“察势观风”的具体内容呈现，前者展现刘氏对时代史学潮流的领悟与分析，后者流露刘氏家乡情怀。刘咸炘《治史绪论》与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大致同时成型，二者对比，可看出刘、傅二人治史诸多面向的异同，亦可展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史学的诸多风貌。
　　刘咸炘对时风的关注有二：一为以中西对比的视角批判鲁滨孙《新史学》，认为鲁氏《新史学》之“破”与“立”皆不可与章学诚相提并论；二为对疑古辨伪思潮的批评，刘氏承认文献的不足信、疑古辨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主张疑古辨伪当适度，并指明且辨析了辨伪过甚的几种情形。刘咸炘对土风的关注有三：一为研究《华阳国志》，重点探究其“横剖之史”的性质；二为撰《双流足征录》、《蜀诵》，以示其为重撰双流县志、四川省志所作之准备；三为撰《通志私议》，全面展现其方志编撰理念。
　　纪传与通史乃刘咸炘历史编纂学所关注的两大重点。在史体的选择上，刘氏偏好纪传，以《史记》为标杆，对宋代以《唐史记》为代表之崇编年体的风尚多有批判；他对“《史记》五体”——本纪、表、书（志）、世家、列传皆有论析，认为此五者对史书之书写有着重要影响。在通史与断代史的选择上，刘氏重前者，并认可李廷寿以通史之法撰南、北史。
　　别名实、尚内容、重研究乃刘氏重塑史部目录的三大原则，重本清源、继承与发展兼备，刘氏将史部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史学、方志、谱牒、传记、制度、地理、簿录和金石十二大类。刘氏之史部分类展现其深厚素养，在其史学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
　　“前四史”及其作者乃刘咸炘史学批评的重点对象之一。他于四部“知意”前皆撰“序论”部分，交代史书及其作者的相关热点问题。陈寿“受金”写史、窃父之书与抄袭司马迁《史记》之文在刘氏看来皆不能成立。范晔《后汉书》之史论“无用而反有用”，《狱中与诸甥侄书》有着丰富的史学意涵，《后汉书》对忠孝节义的强调亦自由其功用。陈寿于《三国志》中对三国的态度为尊魏，恋蜀与远吴；陈寿“索米”与“抑亮”皆属无稽之谈；陈寿之史识“不甚高明”，较之马班，多有不及。
　　宋代史学乃刘咸炘史学研究的重点关注方向，对宋代史家的探究即为体现之一。刘氏对两宋史家的整体态度大不相同，明显存在着重南轻北的倾向。他对欧阳修、孙甫、范祖禹、“三苏”、王安石、程颢、吕祖谦、陈傅良、叶适、朱熹、李焘与李心传等史家之史学皆有评判之论，进而认为两宋史学之发展在总体上有所不足。刘氏对两宋史家、史学的认知属民国宋史学、史学史兴起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具备一定的学术史意义。
　　章学诚乃刘咸炘特别推崇之古代史家。他认为“求识”乃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学术内核。刘氏对章学诚之学术既有维护、又有批判、更有拓展，刘氏于此全方位地展现了其史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刘咸炘对章学诚史学的批评在民国章学诚研究热潮中当独具一席。
　　刘咸炘重“撰述”，轻“记注”乃刘氏史学批评的一个要旨，在其史学实践中多有体现，但对此当辩证看待。刘氏史学批评颇具“博通”气象，对反思“碎片化”研究倾向或有所助益。